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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一部政府本位的“公益基本法”

随着一部政府本位的《慈善法》通过,“草根行动”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一个公益机构全面“事业单位化”的新格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而《慈善法》作为这个运动的宣言书,与家长主义和市侩主义的先知们兴高采烈的预言一道,正迫不及待地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以2636票赞成,131票反对,83票弃权,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这部据说是“《立法法》大修后首次大型演练”,甚至被称为“中国民主立法的典型样本”的,从酝酿到最终通过耗费了11年时间的单行法律,历经向民间收集7个草案样稿、两版审议稿、审议期间搜集了“2480千条社会意见”,在本届人大上“根据各代表团审议意见及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了“92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34处”。直到表决前两天,仍有人大代表对媒体(中国青年报)称“对慈善法草案修改案还有修改意见”。

这样一部大费周章“里程碑式的法律”包含着怎样的内容和意旨?它的通过和施行,将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和公益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近几个月以来,这些问题已在业内引发了几轮堪称激烈的讨论和思考。有观点认为,慈善和公益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认可,也离不开法律进行“指导和监管”,而《慈善法》的制定,将大力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更为乐观的论调直接称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甚至有评论将“到2020年使7000万人脱贫”的希望都押在这部法律身上。

对于一个领域和行业的成熟壮大而言,法律的规范和制度的设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将制度的施行与规范的被遵守的指望完全寄托在监管部门之上,或者不妨更直白地说,寄托在行政权的强制力身上,就只能算作一种观察和思考方面的短视与懒惰了,在现实中它也只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将看到,只有那些与这部《慈善法》的制定者一起,站在一个政府本位的立场上来理解慈善与公益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人,才会同意上述那些乐观的意见。


1.被扩大的慈善概念

在《慈善法》出台之前 , 国内关于慈善活动的现行立法只有《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以及针对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与“慈善组织”可能会有交集的机构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

从这几部规范中关于调整对象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慈善法》从主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活动的性质(“志愿性”、“非营利性”)、活动的目的和范围(“公共公益”、“社会服务”)这几个方面,将“慈善组织”定位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角色之上,二审稿的条文明确规定了它囊括基金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依定义可算入其中)这三类组织形式(第八条“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而以“捐赠财产”和“提供志愿服务”两种方式的规定,并以“其他公益活动”的兜底条款,“慈善活动”就涵盖了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全部日常工作和活动内容。

因而《慈善法》事实上是一部“大公益法”,立法意图中,它明确地囊括了比通常所说的“行业”还要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的公益领域之中的各类组织和活动。出于各种理由将慈善与公益进行的区分,在《慈善法》的框架下就都是没有必要的。以一种被扩大了的慈善概念,在横向上吸收各类民间自组织,纵向上吸收募捐和项目运作、社群服务和建设、政策研究和倡导等各类公益活动,法律制定者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公益活动的公共参与和行动色彩,将其旨归与产出定格在“行善”这种无限趋近于私人行为的定性叙事之中,为《慈善法》的总体制度设计定下了基调。


2.行政管理费用比例之中的“行业顶层设计”

《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在两会期间的92处修改中,二审稿中的“管理成本”被修改为“管理费用”,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五被降低到百分之十。本条内容在关于《慈善法》的讨论中引起了广泛争议。

所谓“管理费用”,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05年)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或者类似权利机构)经费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离退休人员工资与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和应偿还的受赠资产等。其中,福利费应当依法根据民间非营组织的管理权限,按照董事会、理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等的规定据实列支。”

据媒体报道,一些来自其他行业的两会代表委员,曾就15%的比例提出质疑,如“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等委员均认为,15%的管理费过高,应该下调。”而“南都公益观察”的评论文章则指出,公益机构的“15%”是机构运作的必要成本,而不是利润或收益,与“企业利润”、“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非要做一个类比,它应该对应商业机构的“支出成本”。在世界范围内,15%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如乐施会的《行为指南》载明,仅筹资成本即允许达到16%,如果《慈善法》的管理费用中包括了筹资费用,10%的比例恐怕会使许多组织“无法开展公募”,乃至消亡了

对于从15%降至10%的变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解释称,“是在国务院基金管理条例有关内容的基础上规定的,并充分听取了一些基金会、社会团体的意见和建议。”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但这样的意见已经遭受了业内人士的强烈质疑。自然大学创始人冯永锋撰文指出(《有“法”慈善与无法慈善》),一些本就是政府财政预算内的基金会(如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以及“各部位下属的基金会”,“干部由这些部委出,部分预算也由这些部委的经费提供,或者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进行‘额外捐赠’”,而很多“国字头公募基金会”更掌握了很多“变通的技巧”,因此10%的限制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样看来,行政管理费用的比例限制,对遏制近年来备受诟病的慈善领域的乱象,作用就将十分有限。众所周知的是,这些乱象的根源,是主要集中于公募基金会行业中的“官办慈善”结构制造出了一大批“特权公益组织”,它们在人员、资金和权限等诸多方面与行政权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性联系,如中国红十字总会虽然名义上属于社会团体,但按照惯例其历届会长皆由副部级干部担任。既然《慈善法》将监督管理的职责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第八十八条),将行政权力体系作为慈善领域秩序的担纲者和运转中枢,那么依靠法律硬性规定的一个比例数字,就既无法破除造成乱象的不合理结构本身,更无法保证现实中付诸执行的实效。

然而对于缺少这种关系背景的慈善组织来说,10%的比例限制就会使情况变得十分不乐观。即使它们以各种方式控制了行政管理费用(其中尚需将《慈善法》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内部规范和志愿者管理等方面建设所提出的新要求带来的开支纳入计算),将员工收入和工作开支降到某种极低的水平,维持了基本生存,在团队规模、业务范围、待遇竞争力等方面也将被迫长期采取自我挤压、自我限缩的基本策略,游走于行业的角落空间和底线水准,并且,越是“自力更生”,面对行政力量和商业逻辑竭力保持其社会性和自主性的机构,就将越为面临这样的窘境。

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慈善法》通过对资金支出的比例限制,意图实现的是对行业人才流动、活力聚集中心乃至隐性的社会权力网络进行制度指挥和重心调配,以及对现状的深度结构性固化。居于中心位置的是慈善机构与行政权力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资金围绕着这个中心运作、流动和分配,而从业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资金支出比例背后的经济逻辑指挥棒,使公益就其作为一份工作而言,以“规范化”、“专业化”的装束去行动化,朝着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岗位的方向靠近。一副带有强烈依附性特点的“慈善新常态”的差序图式已经跃然纸上。


3.公募资格壁垒与行政许可范式

从“行业总体布局”的宏观角度,《慈善法》进行了慈善领域的制度“顶层设计”。而在中观层面上,公开募捐作为慈善组织必不可少的基本活动类型,受到《慈善法》的详细规制。大量讨论亦聚焦于对慈善募捐的主体资格和募捐方式的限制之上。

《慈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理由。”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可以采取”的公开募捐的方式,以及“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确有必要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进行的,应当报其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首先遭遇质疑的,是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申请资格限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在接受NGO发展交流网(NGOCN)采访时指出,限制慈善公募资质的目的不应是保障“募款特权”,“要当心限制了慈善活动的开放性”。特别是在国内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的现状下,慈善组织是否可以不经“社团、民非、基金会的登记”而直接按照《慈善法》设立法人,仍然是有疑问的。而我们在法条中可以看到,取得登记的慈善组织,尚需“依法登记满两年”才具备“申请资格”,而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后,还需要满足“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才有望得到公开募捐资格。此项条件为主管部门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操作空间,按照《慈善法》关于慈善机构治理结构和规范的规定,现有的很多机构若想满足这项要求,必定还要花费一番周折。

经过慈善组织登记和公募资格申请这两层“过滤网”,能够最终取得公募资格的机构将有多少,仍有待实践的检验。而公开募捐方式的规定,表面上采用的是授权性规范的语句,实际则将募捐方式限定在法条所枚举的方式范围之内。在被列举的方式中,“互联网募捐”更被加以特别规定,要求“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信息。

有人戏言,一个民政部版本的12306网站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样的“统一或者指定”的信息平台,则预计会有审核繁琐、捐款不畅、访问量低等诸多问题。结合公开募捐“应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 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条款,这种联想或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而慈善组织开展活动受到行政部门过于严密和繁复的监督审核,如 “募捐方案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第二十四条)、“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第二十五条),也被批评给慈善活动划下了过于行政化、指令性的固定流程,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

“计划经济思维”的描述可谓恰当,通过对法条的分析,我们的确看到在《慈善法》的规制下,以公开募捐为代表的慈善组织活动的基本样态,带有鲜明的行政许可的范式特征。通过行政部门的审核,越过准入资格壁垒的主体,在“规定的地点”以“规定的方式”开展“规范”的活动,并且处于行政部门的“属地主义”监督之下。这种范式中,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来自公众和其他社会系统的选择、监督和激励角色被统归给行政部门担当,而慈善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等因素的作用也被降到最低限度。换言之,《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的首要要求是“符合现有秩序”,对其活动的期许则是纯粹审批式、流程式、执行式的。以这样的限定,慈善组织推动社会环境、政策法律等方面改变的能动性就在最大程度上被抑制和淡化了。

如果将《慈善法》的这个将慈善组织和活动印刻在固定的和静止的样态,尽量弱化其能动性的面向,与经济领域对行政许可事项的削减和对“自主创新”的大力刺激的政策做一对比观察,将会是十分有趣的,它将反映出决策者对待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近乎截然相反的两种基本导向,并将在整体政策设计的层面,折射出对民间的人力、资源、注意力和能动性等元素加以范导和安置的更高思路。但本文不涉及这方面内容。接下来,我们转向《慈善法》对作为慈善从业者和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4.“非亲非故”与原子化个体

在慈善行业整体布局和慈善组织及其主要活动的规制之后,《慈善法》的制定者也考虑到了行业和组织内部个体的活动自发潜能,特别是互联网条件下,资金、活动和传播等事项的普及化、便捷化为个人参与乃至发起慈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难度门槛。为避免“挂一漏万”,“管住了”行业和组织,却被参与者以个人的身份在事实上绕开,《慈善法》做出了最受争议的规定,即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等)。

某报的一篇《个人帮非亲非故者网络募捐属非法》报道在几天内传遍社交媒体,众多公益从业者也开始不断被熟人询问起相关情况。很快,一些媒体开始澄清,在网上为“特定的个体求助”不属于违法,《慈善法》对募捐的规定,不适用于民法上的赠与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金锦萍教授多次表示,“立法者要注意捐赠与赠与之区别”、“对某个特定个体的救助不属于法律含义上的‘慈善’”、对个人求助的赠与行为应通过民法和《刑法》调整,日常生活中的利他行为应由风俗习惯、文化情感和公序良俗来维系等。

从民法角度来看,无论是对特定个人的赠与,还是对慈善组织的捐赠,二者都属于双方法律行为,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不同于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捐助”,即“捐助人向主管官署表示表示创立财团法人之单独行为也”(梅仲协)。赠与和捐赠都需要受赠人接受赠与或捐赠的意思表示。一些法律学者认为,区分“个人求助”的赠与和向慈善组织的捐赠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受益人为特定个体还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甚至有文章已开始大声疾呼:“个人救助是自然法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在《慈善法》的调整范围内。(财新网:《切莫误读《慈善法》: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可公开求助》)”

我们易于体察学者与评论家尽力帮助大家绕开“资格壁垒”的良苦用心,然而再详尽的学理解释,也难以突破《慈善法》对互联网公募或“求助”主体受益对象的明确限定。如果说为近亲属“求助”还可援引法定的救助义务作为证成理据,“不具资格”的个人为自己或近亲属以外的他人“求助”,按照《慈善法》的规定就确属违法了。如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法律中心执行主任黎颖露即表示,而如果是为了本人及近亲属以外的他人进行的个人募捐则属于非法募捐,需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上面提到的“自然法”的呼声,在我们的语境下显得略有些失调,但那个问题的确值得注意,即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途径为“非亲非故”(严格来说,“非亲”)者募捐这个行为本身,是否需要某种“正当性”的辩护呢?因为,的确有一种滑稽的论调宣称,根据它的“逻辑判断”,公募和公益行为“并不必然先验地具备道德正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自称是做公益的,就先入为主地视其为“高尚和正当的”。所以,法律必须先小人后君子,首先大家要理解监管和规制的重要性,其次设定大家都没有公募权,然后再(由行政权鉴定后)授予某些符合资格的主体以公募权的“特许”。

不必进行过于学院化的伦理学论证,对法律常识稍有了解的人就可以指出,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在公募权的情况中并不渴求任何必然的、先验的和高尚的道德正当性证成。然而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基本上依赖于一个警察式的世界观的对慈善活动的观察和论断,恰恰是契合于《慈善法》的“精神”的。重要的是,对公募权的禁止性规定所精确瞄准的,正是在多种多样的公益性活动背后,那种来自诸多个体“做点事情”、“尽一分力”和“推动一些改变”的原初的参与和“公益”潜能。正是这种不需要谁来批准,不指靠现成的套路流程去墨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和力量,这些年来不断推动着公益和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推动着社会和政策环境的逐渐改善。

固然,参与公益性的事务并不必然要求道德高尚,也未必一定要与募捐相关,但对纯粹个人或家庭事务范围的超越,本是共同行动的前提所在,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绕开资金方面的考虑和需求。许多公益机构创立和成长的经验都表明,最初根据几个发起人自主协商的计划,开展的一次公开募捐,或者其他公益性的活动,就有可能是一个团队的开端,一个项目的缘起,乃至一家机构的奠基。

禁止超越个人范围的资金汇聚,就将使一个公益计划和个体间横向联结的“发端启新”难度倍增。按照《慈善法》的安排,个人可以寻找现有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合作,而“募得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管理”(第二十六条)。这一项规定,就足以使现有的慈善组织吸附起绝大部分蕴藏在个体之间的联系、参与和行动的能量,使原有的稳定化的行业格局与活动方式基本不再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新的刺激与挑战。“非亲非故”的原子化个体,只能要么加入已有格局,要么继续保持远离这一领域的孤立状态了。


5.切断社会自主循环的居中行政权

事实上,《慈善法》的制度设计中无论个体、慈善组织还是慈善行业,都被一种占据中心位置的行政权系统切断了直接联系。在个体层面,这种切断主要是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的,自发组织和行动的空间几乎不复存在,个人若想参与公益活动,就必须间接地经过行政权的资格许可和掌控。

在慈善组织那里,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以行政权为枢纽而设置的资格壁垒与对慈善活动的开展方式的严格限定外,尚有慈善组织的章程必须载明其设立宗旨及业务范围的限制(《慈善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也就是对慈善组织的基本方向和业务进行了严格限定,杜绝了一家机构横跨多个议题、不同类型的社群相互联动配合的横向网络产生,使组织只能在预先设定好的单向轨道上机械地前进。

而在行业层面上,《慈善法》以上述的扩大化慈善概念,将现有的与公益关系较大的机构类别统归为“慈善组织”,明显地是要人为地建构出一个“慈善业”的新的行业范畴,一并归于行政体系中民政部门的管辖之下。这样,就不必担心慈善组织与各自议题的相关社会系统和群体的关系,强于它们与“慈善业”内的同行的关系,以从业身份的区隔消解了公益活动“跨过”全能性行政体系而与其他社会部门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

在这样的规划下,行政权就可以如同对诸如法律、新闻、医疗等其他社会性职业那样,面对一个被塑造为“完整”的却又处处断裂的、每个机构被固定在“轨道”上、人人被安置在“格子”里的慈善行业。社会系统之间的人员、资金和其他资源的流动,就必须经过居中控制的行政体系,而无法实现脱离行政权的自我组织和自主循环。

在制度设计者的眼中,资金的重要性超越其他因素而居于首位。《慈善法》的行文和章节安排中,永远将“财产”放置于“服务”之前,其慈善活动的“资合性”远远超过“人合性”的意涵一目了然。与《慈善法》相互呼应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隔断境外资金与内地公益机构的合法往来。《慈善法》本身对公募权的格外重视,则从内部尽可能地增加了慈善组织获得资金的难度。如此,组织的网络被切割,资金的来源被收紧、外部的援助被挤压,如果说公益行业曾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的话,那么未来它只能维持为一种“职业共同体”,而非行动导向的共同体。而根据其他领域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类型的“共同体”除了想象之外,也几乎不意味着更多什么了。


6.公共行动性公益的彻底被排除

对公益的公共行动面向的排除和一种雏形状态的民间“行动共同体”的瓦解,与《慈善法》的酝酿和出台是同步进行的过程。如果说《慈善法》的文本从法律制度和概念的角度告诉我们,决策者是如何界定慈善活动的范围和形态的话,那么2014-2015年对政策研究机构传知行、公民教育机构立人大学、反歧视行动机构益仁平、维权派律师群体、女权活动人士的有计划关停和打压,直到前不久对劳工议题机构和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击和抓捕、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的被迫摘牌等具体做法,就从现实活动的角度提前为《慈善法》的颁行做好了“清场”的准备工作。

贯穿《慈善法》热议始终的一条主线,即为公益活动对行政权的自主性与依附性之争。但参与讨论的各方鲜有意识,这部法律以及关于它的讨论本身,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也就是,它们已经发生在被事先划定好的界限之中,乃至,它们也是这些界限的构成部分之一了。决策者在规范出台之前,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尽可能为它扫清了实在的障碍,因而也就扫除了话语场上的障碍,而在行动领域中丧失的东西,从来不可能在话语场上赢回来。

与这些同步发生的,则是公益领域的内在变化。从数量上来看,被打击的机构和人员只占行业的很小比例,但从路线方面来看,他们的沦陷则意味着公益领域事实上的去行动化。尚在场的机构和人,其“仍在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断裂和判断的体现,而服务、教育、培训等主题在思考和话语层面上逐渐吞没掉公共行动的面向,至于公益议题的内涵和外延双重缩水、活动参与者的数量和影响力锐减、社会阶层吸纳程度和群体亚文化重心愈发偏向封闭等等现象,不过是在场者的“元判断”逐渐摆脱以往的惯性而浮出水面的必经过程。换言之,它们是在场者为在场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

因而,回到制度和概念的层面上,《慈善法》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公益活动等同于慈善活动,将“捐赠财产”与“提供服务”等同于公益活动,而将公共行动性从残存的公益领域中彻底扫地出门,最终完成对公益事业的职业化“驯服”。没有人看到房间里的大象,简单地因为房间已经在大象里面了,而这个房间本身,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公益领域中的某一群体而言,又是一只令人张口结舌的大象。


7.公益与法律的分化与法律言说的危机

这个群体就是所谓“公益法律人”,笼统地说,即参与公益事业的法律工作者、权利维护和倡导者。他们,或者不如说,他们所处境况所集中反映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益行动主要是以法律价值和术语体系下的“权利视角”的观念和话语作为自身的判断和言说体系的。在包含了自由、平等、与人治相对意义上的规则之治、消除歧视、权利维护和倡导等一系列成体系的法治主张的“最大公约数”旗帜下,公益行动完成了诸议题和群体的共同进军。其次,就法律背景的公益行动者而言,公益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律师或其他专门法律职业所不具备的公共性空间,使他们在一个前法治的环境中构建法治的意图和努力找到了有形的着力点和具体途径。

尽管到目前为止,对这两点意义有着清晰自觉的公益行动者尚为数不多,但它们所发挥的事实上的作用则不可忽视,如果不是不可替代的话。《慈善法》的出台,则恰恰会对这一局面构成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对于坚持法治主张的人,《慈善法》以立法的形式从话语上侵夺了重要的言说空间,如果现实是,遵守《慈善法》实际上就无法继续对法治以公益方式的追求,他们就将面临一个逻辑和现实两个层次上都相当严峻的抉择。另一方面,对那些已经作出了这个抉择的人们来说,《慈善法》所隐含的公益与法律话语的分离,又将迫使一种在更高层面上能够证成对实证法律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超越的新的“行动言说”成为急切的需求。

这种超越的重要性毋需赘言,甚至它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未来较长时期国内的公益、法律与行动的走向和样态。在现实语境下,可供我们选择并不多,而更困难的是,这一超越本身即为一种行动,也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选择问题。因而,在这里做出任何预测和事先的限定,都将是既不妥当也无意义的。然而无论如何,它绝非一种仅作为职业的公益或法律中的任一领域所足以承担的。


8.公益机构的“事业单位化宣言”

我们已经从行业、组织与个体三个维度,以及整体上《慈善法》的制度设计理路和后果,简要分析了这部法律中受到关注最多的一些关键内容,并推演了它即将施加于相关领域和人员的影响。正如某位前官员兴奋地所表示的,作为“慈善基本大法”,这部法律的确将给未来的“比赛”划下“球场的边界”,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场有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各路“慈善选手”以混合参赛制同台竞技的,即将拉开大幕的壮观比赛,究竟会适用怎么样的规则,由谁来做裁判,而身处其中的慈善组织、从业者和参与者们,又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局势。

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称,慈善事业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制定慈善法将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事实上,通观《慈善法》的具体内容,此言已经相当明确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以及在规则制定者眼中,分派给“慈善事业”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它应当在大局中具有怎样的功能。

几年前,国内公益行业内曾经流传着一个“去草根化”的传说。据说,成熟的、规范的公益将是“专业化”的,而公益机构的“草根”定位必须被抛弃,唯有这样才能跟得上政府的大力扶持政策,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迎来发展大机遇等等。

随着一部政府本位的《慈善法》通过,我们今天的确有这样的感觉,即“草根行动”时代真的即将成为过去,一个公益机构全面“事业单位化”(没有编制)的新格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而《慈善法》(或许还要加上其姊妹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作为这个运动的宣言书,与家长主义和市侩主义的先知们兴高采烈的预言一道,正迫不及待地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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