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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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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化集体生活中同性恋现象的滋生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特·普兰特确信,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远胜纳粹的其他问题“当希特勒意欲政府欧洲并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希姆莱萦绕在心头的却是优生学幽灵和德国人的纯化问题”。

希姆莱意识到男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产生的同性恋问题,认为这对德国的形象和出生率危害极大。兵营中年轻人的性行为很活跃,同性恋在非常危险的继续扩散,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使形式进一步“恶化”。纳粹政府认为“女人男性化倾向十分危险,长此以往,性别差异即将消失,推动德国因同性恋问题而毁灭的步伐。”

纳粹实行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除家庭和学校教育外,对青年实行社会化管理。“希特勒青年组织是年轻人唯一的拯救者”。在其中,他们逐渐学会了等级观念、情感克制以及对他人的冷峻淡漠。这种款热地聚集年轻人成为团体的措施,原意是为培养、保护雅利安青年,使他们有更多的男子气概,然而现在却反向滋生了同性恋行为的不良影响。因此,纳粹开始大肆鼓励他们去同异性约会。

希特勒青年组织

“假如一个男孩子有青春期爱情或露水情缘,他就得救了,他就远离了危险……就再也不会搞集体手淫,也再也不会与同性发生性交性质的友谊了。”

问题是,仅凭思想禁令很难挽救日益衰微的异性恋,此外,一些妇女奉帝国之命,在“造婴工厂”中等待受孕。这里关押着许多雅利安种波兰女人,也为“强壮”的党卫军保留着泄欲的场所。然而,这种性关系仅仅是为帝国服务的一种工具而已。

欧洲其他地区同性恋群体状况

纵使纳粹对德国同性恋试图“赶尽杀绝”,但对待其他民族的同性恋,则采取“放任自由,加以利用”的态度,视之为一种可让敌人堕落衰败的因素。对德国人中的同性恋,毫不留情地加以杜绝,以保障高贵种族的纯洁性;至于被帝国征服的低等民族的同性恋,则予以宽容,这是磨损他们“锐气”的一种策略。

此外,在葡萄牙,萨拉查的天主教保守派的独裁者,对同性恋丝毫不留情;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同性恋者被流放到环境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小岛上;

在西班牙,佛朗哥政变后,队共产党人及同性恋亦是粗暴投入监狱或直接屠杀;

在法国,同性恋的存在建立在宽容的法律条文之上:波拿巴的司法部在康巴塞雷斯确曾将鸡奸者作为非刑事罪写入《拿破仑法典》中;

在俄国,革命初期的自由风尚发展到极端,于1933年覆灭,同性恋再次变成一种罪行。前苏联被流放的同性恋人数至今难以统计……

康巴塞雷斯公爵的标准画像

为法国同性恋杂志上,康巴塞雷斯公爵的漫画形象

战争结束,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帝国败亡后的几十年间,德国的男同性恋并未享受到法律上的自由,新制度理所当然地取消了纳粹的流放和集中营政策,但在50年代,德国最高法院拒绝撤销、修改纳粹带来的175条款,该条款依旧被严格执行,东德执行到1967年,西德1969年才结束。

两德统一后,直到1994年6月11日,才完全废除了针对同性恋者的特别法令。国会于2000年投票通过决议,慎重向同性恋者道歉,请他们原谅175条款的执行,使他们在1933-1969年间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屈辱。并且德国联邦议会于同年通过了有关同性恋者结为生活伴侣的《生活伴侣登记法》。

这些日期说明,同盟国的胜利和解放并未涉及同性恋人群。

“对无法言说之物,应该保持沉默”?

法国于1945年4月14日通过一项法案,将4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确定为集中营的全国纪念日,目的是悼念那些在1939至1945年战争期间牺牲在集中营中的被囚人员,届时一些正式庄严的仪式将举办以追忆那些牺牲者。此外,为便于计算抚恤金,集中营被囚者协会建立了一种身份区分机制,经过申请、鉴别,将被囚者分类:参加政治抵抗组织运动或因种族等原因而入狱。然而同性恋者再次受到了排斥。

纪念仪式上并未出现粉红色三角的队伍,那些坐过牢、受过刑,甚至还在拘留所和集中营里待过的同性恋者都沉默了。“抹去了盖世太保行刑者的致命侮辱;忘记了那些严刑拷打强迫他们辨认档案照片的伤痛;绝口不提那些在身上贴标记等屈辱的待遇……沉默支配着整个战后社会”。这些可怕的失声并非不可理解,这种沉默包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在当时,社会风气并未宽容到接纳这种事实,同性恋者依然孤立,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还原真相,也没有一个团体站出来对这种明显的压迫施以援手。

证据的缺乏加上情况的特殊造成后来几十年间同性恋问题的全面非政治化。当局希望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宽容”上,所有的谈话都着眼于对未来的建设,没有人愿意听过去的事了。

然而逝者未得正名,歧视依然存在。

历史学家阿里·穆勒在完成他的关于纳粹研究的书时写道“我在校阅我的手稿时,发现遗漏了一群备受摧残的人群:同性恋者。但在付印之前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有多少历史学家和被囚人员不是这种疏忽的心安理得的同谋犯呢?遗忘不是可以原谅的品质。缺陷、健忘对于受苦难的个人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对于人民集体的历史来说就不同了。难道人们应该满足于‘让死者埋葬死者吗’?”

性恋者的集中营遗物

发声之湮没,哀悼之艰难。

1960年10月,同性恋刊物Arcadie上,出现了一篇署名为B.M的文章,揭露了集中营里同性恋的处境与现实,然而这段封存历史的第一位匿名证人并未取得料想的轰动。Arcadie杂志反而被禁止出售,零散的证词不断登上书刊又被查封,历史的正名举步维艰。

尽管有许多障碍,与此同时,在70年代中期,在追思集中营受难者全国纪念日上,同性恋运动组织献上了他们的第一批花圈。集中营被囚者协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一位人士自称负责人,撕碎了这个花圈,他们认为“它玷污了牺牲在集中营里的英灵”。被囚者联合会行动起来,决定用不可逾越的栅栏把西岱岛的纪念性建筑围起来,他们宣称同性恋者的活动体现了其“取代犹太人,假冒牺牲者,骗子与贱民的愿望”。似乎粉色三角的存在玷污了集中营受害者的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迫害还在继续。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些人,他们也曾遭受种族迫害、政治迫害和性迫害,但在十几年后,他们又重演了刽子手的角色。

悼念之艰难,某些被囚者无良知的排斥激怒了很多知识界人士。哲学家安德烈·格卢曼发表他的看法说:“假如前被囚者中不同类别的人之间的仇恨依然存在的话,那就证明,当时集中营里某些总体结构性的东西现在依然存在。”

参与纪念活动的人每年都提心吊胆的表达哀思,担心周围的敌视情绪会践踏这个庄重的时刻,使他们的心灵再度受伤。

安德烈·萨尔格的悲剧性长诗《微不足道的人》中说道:“什么是一个人两次被杀?”

“纳粹对每一个同性恋者的屠杀都是两次杀死他们。这另一次屠杀是在他们家庭的记忆中,是在对他们的政治和历史的回顾中。每一个杀人者都杀了他们两次。我实在无法分辨,哪一次更为卑鄙无耻。”

当最后一批黑暗时代的见证者已到高龄,他们剩下的日子已经有限的时候,还要坚持分化纪念活动,把历史事实割裂开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Rudolf Brazda, 最后一位走出集中营的同性恋幸存者,逝于2011年8月。此图为他在纪念馆前为逝去的同伴哀思。

宽容逐渐增长,历史日趋还原。

经过同性恋社群的努力加之越来越多开明人士的声援。从1995年起,前老战士和战争中牺牲者部的文件中开始记录同性恋者。同性恋组织也被正式邀请参加集体纪念日的所有活动,2001年,他们终于赢得此项权利。


位于悉尼的同性恋大屠杀纪念碑

国汉堡附近集中营纪念馆前一位同性恋遇难者的纪念碑

2014年一位德国同志警察身着制服为集中营中遇难的同性恋者献花

现任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在纪念仪式上的演讲中说道:“纪念会是为所有曾经被囚人员举行的,无一例外,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重新找回历史的真相,任何人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粉红色三角标记存在过。但隐瞒和否认他们的势力将会重新出现,抓住这些曾经在狱中受难的、被纳粹野兽和疯子摧残的牺牲者不放……我们反对歧视、反对凌辱、反对专制和排斥的斗争远远没有取得最后胜利。”

特朗·德拉诺于1998年接受采访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而成为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法国社会党人。


虽然阻力仍在,抗议未止。但正如本书译后记所言“历史终是公正的。它记住一切,有时以显赫的方式,有时以悄悄的、隐蔽的方式。历史需要人们有耐心。”在经历了坎坷发展后,欧洲同志社群迎来了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彩虹旗在飘扬,游行在继续,但阴暗角落里总有偏见在滋长。社会总在进步,相信固守成见者也终会被时代裹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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