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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摧毁学术性奴制 师生恋爱自由只是学生卖身的自由

摘要:教室指导论文变成了卧室指导论文、推荐学生上班变成了推学生上床,学生需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老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对学生的剥削,也是在一个性别严重不平等的领域,男性透过垄断资源,对女性身体进行的控制和压迫。

图:乌克兰女权团体“FEMEN”抗议大学教授性骚扰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2016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针对2001名大学生的网络调查,65.6%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周围有过师生恋。对于师生恋的当事人,33.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有勇气,34.3%的受访大学生评价负面,32.3%的受访大学生觉得无所谓。在高校中,“师生恋”已经逐渐见怪不怪了。“每个学院总有那么一两个男老师与女学生结婚”几乎成了高校院系的普遍现象。

相比于中学师生恋是发生在成年与未成年之间,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大学师生恋在社会中有着更大的接受度。近年来,随着涉及利益交换的高校师生恋和师生性骚扰的新闻不断被爆出,师生中间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使得大学师生恋备受争议。201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尽管其中没有明确限制师生恋,但有严禁高校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规定。

应不应该在防治性骚扰的同时限制师生恋呢?市面上被广为称颂的师生恋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校园环境和师生关系?

温情老师?霸道总裁!

每到讨论师生恋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早就被埋土的师生恋就会作为佳话被反复招魂,其中鲁迅和许广平、瞿秋白和杨之华、沈从文和张兆和被成为“中国近代三大师生恋”。这些才子佳人的传说被反复引用,作为反驳“师生恋污名”的铁证。你看中国近代那么多师生恋都是你情我愿、男才女貌、相亲相爱,哪里来的什么权力不平等?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些“传说”,就会发现所谓佳话恰好是师生不平等关系的铁证。用今天的话说,这种被想象的情感模式就是典型的“直男癌”。


在这对老夫娇妻的陈词滥调里,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头子找个仰慕自己、志趣相投的如花美眷做“贤内助”。作为“学生”的妻子,受到老师的教育夫唱妇随。娇妻不但生活上可以照顾自己,还是懂行的免费秘书。知名直男癌高晓松精到地总结了这种“师生恋”传说的迷人之处:

“她跟我一起的时候还很年轻,甚至还没进入社会,所以她的基本世界观都是我塑造的。相比之下,找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被周围圈子的人塑造出来后你再去改的妻子,后者多累人啊,而且更容易产生分歧。我老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都是受我影响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想法都很一致,我觉得这样很幸福。”


在今天流行的师生恋脚本里,师生之间的“诱惑和性感”往往来自于师生不平的关系里的“凌辱调教、萝莉养成”。与女学生发生浪漫关系是一个男人作为士绅名流的标志。男人用名利换情深、女人用身体换地位,成了师生恋的网络小说和文学作品的一大卖点,温情老师不过是霸道总裁的另一重幻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师生恋想象总是被设定在男老师和女学生之间,即便是小龙女这种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女老师,一个男人仍然是她“人设”的全部意义。

《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为天下武林人士所不容。比起两人8岁的年龄差(第二版金庸改成4岁),世人更反对的是二人的师徒关系。好在二人最终靠着情比金坚的爱情打破了“封建礼教”。但今天,众多设立规制限制“师生恋”的教育机构可不是因为什么封建礼教,而是因为“平等”和“公平”,即出于师生关系间(还有性别之间)权力关系和教育中公平的考量。


究竟是“师生恋”还是“性骚扰”?

除了充斥着萝莉养成的直男癌想象,今天流行的师生恋言情作品不会告诉我们的是当代中国大学的师生关系究竟出在一种怎样的权力关系当中。每一个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地位再怎么低的老师也有权力给学生打分,而分数仍然是决定学生升学评奖的主要指标。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导师的关系更是一种带有“封建宗族色彩”的“雇佣关系”。今天的中国高校里,导师一般被称作“老板”,而导师背后的“关系网络”则叫做“师门”。“老板”和“师门”究竟有多大威力?2014年轰动一时的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考古学教授吴春明是厦大考古学的学术明星。据被吴春明性骚扰的女生“青春大篷车”在媒体采访中指出:

吴春明在厦大考古专业可以说是学术垄断,所有年青教师、学生都必须听命于他。譬如,他推荐到北大的学生,本科保研成功率挺高,博士、博士后也有。他还是学刊《南方文物》杂志“民族考古”专栏的主持人,发稿不发稿他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他喜欢拿自己的这些资源去对学生使一些手段,学生还是很买账的。

通常,你的“老板”就是你最重要的科研指导人、考评者和补贴来源。而你的师门则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就业机会。吴春明作为一方学阀完全掌握了学生的生杀大权。作为其学生的“青春大篷车”就是在“发表压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不平等下面成为了吴春明嘴里的猎物。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交换型性骚扰”,骚扰者“以利相诱(要挟)”获得“同意”、实施骚扰。受害者,表面上同意,但内心并不欢迎这些行为。


“青春大篷车”:他希望培养很多的情人,在事业上成为他的帮手,把关系网伸到全国各地去。他以为以这种方式就能从精神和肉体上控制他的女学生。而我到什么地方工作生活,就只能听他的,要服从他建立权力和关系网的需要。

据另外一个受害者汀洋揭露,“吴春明这样的老师以指导论文为由,制造二人独处机会,伺机上下其手。事后以毕业工作保研保博为名,或利诱或威逼”。美其名曰:你情我愿,各取所需。像汀洋这样坚持反抗到底的学生,结果往往是失去继续读博士的机会,或者常年被导师刁难无法毕业。与汀洋的命运不同,经证实性骚扰多名女学生而被取消教职的吴春明2015年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成员。


诚然,任何一段男女关系中都有可能出现经济、情感、身份上的不平等,但是今天师生恋关系的特殊性在于老师,尤其是像吴春明这样的学阀,拥有足够大的权力去定义一个学生的命运。当然,并非所有师生、老板雇员间的情爱关系都是性骚扰,也不是每一个老师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徇私。限制师生恋的确会限制和剥夺成年学生与老师的性和身体的自主权。一刀切的规章制度都有抹杀“例外情况”的可能。规定没法阻止人们坠入爱河,但是规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导原则,去在现有的条件下处理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指望一刀切的禁令可以一劳永逸。限制特定权力关系下的师生恋的只是去建立完善性骚扰防范机制的一小步而已。

大学应该建立防治性骚扰制度,摧毁“学术性奴制”

2016年5月31日,北京理工大学严乙铭老师发文呼吁高校禁止师生恋,再次引发了网络关于师生恋的讨论。但遗憾的是,今天关于师生恋的大量讨论中,我们更多看到是从校方和教师的角度维护名声和师德,而非解决在教育界长期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职场性骚扰。

在中国,博士生导师只有14.6%是女性,硕士生导师女性也刚过3成,女性占有的学术资源实在少得可怜。这意味着希望走学术道路的女学生需要同这个领域掌握资源的男学者们“搞好关系”。这就是高校里“性骚扰”滋生的土壤。《中国妇女报》曾报道,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也就是每两个女学生就有一个经历过性骚扰。


2015年6月19日,天津工业大学近日发生男教师性骚扰女生聊天记录曝光,其中包括三段性爱视频,以及 “搞搞女生,再正常不过了。学校也拿我没办法。敢不敢去告我”

女权主义者李思磐把中国高校的这种现象称为“学术性奴制”:吴春明这一类的教师,构筑了学术领域的潜规则,把学生,主要是女生,当作性奴隶。教室指导论文变成了卧室指导论文、夸奖鼓励学生变成了强摸强抱学生、推荐学生上班变成了推学生上床,一个老师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变成了学生需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的事情。这是对学生赤裸裸的剥削,也是在一个性别严重不平等的领域,男性透过垄断资源,对女性身体进行的控制和压迫。女人只有额外的交出自己的性才能补偿自己因为性别不平等而失去的机会。而这个情境下的师生的恋爱自由,不过是女学生选择出卖和交换自己身体的自由。


这样的现象绝非个案。相比于吴春明的直接威逼利诱,什么学术饭局上要求女学生老师陪酒、表演节目的,学术会议点名要见漂亮女学生的,喝多了要搂搂抱抱的,每一个女学生几乎都有一肚子苦水可以吐。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敌意环境性骚扰。面对性骚扰和性暴力,高校的一般做法就是“堵”,为了维护名誉把大家的口给堵住,学生“保研了”就没有然后了,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施暴者依然猖狂。仅仅限制“师生恋”是教育机构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它拒绝承认教育领域中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的长期存在,拒绝从建立一个防治性骚扰的有效制度,包括性骚扰、性别暴力概念的普及,学生与老师的反性骚扰培训,以及专门透明空开处理性骚扰事件的委员会。


有了防治性骚扰制度,还远远不够。根除性骚扰,不是让学生假装自己是强者练就一身斗兽绝技,更不是限制师生恋之后就一劳永逸,而是去真正改变教育制度,改变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改变学术圈学阀割据的现状,改变师生这种带有“封建宗族色彩”的“雇佣关系”。毕竟,老师的职责是教育学生,而不是睡学生。

※ 本文为破土工作室特约供稿,破土公众号(potu_groundbreaking),作者吴碧莲,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保留此声明及原文链接,并完整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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