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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爱:酷儿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信仰回声

如今人们对“酷儿(queer)”一词已不陌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酷儿理论开始在西方世界形成与发展,并于近年开始影响到中国学界。酷儿理论简单来讲就是以性属(sex)-性别(gender)-性相(sexuality),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的表现等为对象(杨洁《酷儿理论与批评实践》)进行分析讨论,是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酷儿理论自身也具有诸多不足,比如在"伞"之下对种族、阶级等因素的忽视等。但相比较之前的性/别研究理论,其还是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如果说酷儿理论没有固定内涵、固定边界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也可以将其定义的流动性和多元主体特质视为一个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迷人优点。

但是,今天我想要讨论的,并不是酷儿理论的优缺点,不是其在中国发展与变异,也不打算从影视角度来诠释酷儿身份认同问题。虽然这几个问题都很有趣。我想讨论的是酷儿身份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与矛盾,与融合可能性问题。这里涉及到基督教信徒与信仰问题中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与证,一是罪与爱。下面将主要通过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信与证:被质疑的圣经与酷儿理论

近代以来,圣经的权威性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这种质疑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来自理性实证立场的质疑,比如通过历史批判法,发现圣经中上帝不仅有单数人格的lord同时也存在复数Gods。也有学者提出“底本学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通过类似于民俗学对神话或童话进行类型化分析的方法,将圣经的内容进行类型化肢解。并且通过与《吉美伽美什》与《阿特拉哈西斯》等中东神话进行比较,使圣经从独一无二,具有超越时空的神圣性的位置沦落为一个颇具系统的神话故事。

二是沦为进攻保守性文化与男权文化的桥头堡。
同样由于圣经的历史性和权威性,使得圣经成为,如女性主义者的集中进攻对象。圣经中关于亚当与夏娃的关系的描述,成为了女性主义者眼中,制造社会次级人类——女人——的重要文化源头。

三是基督徒对自身信仰的反思
。这种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则关于“信”的层次,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等对信仰是什么的反思。一则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开始对基督教教会以及仪式的反叛。这种反叛使得基督徒无法通过充分的仪式经历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虽然马丁·路德显然抬高了圣经的地位,但是这种突然将认识上帝的权利下放给每个信徒的做法,与之前教会垄断思考信仰相比,不能不说是更具有危险性。

(图为马丁·路德画像)

如上所述,作为基督教信仰经典的圣经,在近代逐渐丧失其权威性。显而易见,圣经无论其如何被解释,被建构,其保守性与稳定性仍然是其最具魅力的地方。或许出于历史学家、女人等不同身份,你可以对圣经进行批判。但作为基督徒你便只能在反叛中与上帝实现和解,或者说祈求原谅。不能尝试为了附和上述这些理论,便通过对圣经的再诠释以谋求让圣经符合现代价值或者某个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因为圣经是不可建构的,即使它可能也面临一些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审判。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信与证一直都是并存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谈及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超越“证”走向“信”的坚定。在笔者看来,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其更重要的气质在于“无根由的信”。具备舍斯托夫式 “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的激情与决心,才是合格的基督徒。

因此,从基督徒立场,试图通过“证”的角度,提出所谓,上帝惩罚索多玛、娥摩拉不是由于反对同性恋而是由于指责两城中的人不识待客之道,或者单纯为了向义人彰显自己的力量;将创造夏娃(女性)勉强提升为与创造亚当时刻等同的高潮;甚至直接通过同意批评者的观点,认为圣经可以根据时代更迭而被不断解释等观点。上述这些观点,与其说是不可理解的,不如说是不可谅解的。至少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缺乏立场对此进行认同。即使他们的出发点是上帝的爱与对自身的爱。

罪与爱:对绝对对立的信心一跃

此处采用克尔凯郭尔的“信心一跃”为题目,希望可以借助前人的经验与力量实现这艰难一跃。通过上文论述,可以明显感受到,圣经或者说基督教信仰与酷儿理论确实是绝对对立的,前者保守后者激进,前者稳定后者流动,前者是不可更改的上帝语言后者是人类智慧流动的建构。可以说,在此处我们将永远无法否定这对矛盾的存在,基督徒身份与酷儿身份认同(或者说酷儿理论支持者)确实是不可调和的。但这不可调和却不是在所有领域层次的不可调和。虽然在逻辑上(或说“证”的立场)进行调和的可能性几近为零,但却可以通过“信”的立场,即通过对上帝进行自觉而无可奈何的反叛,以加深自我的罪感,从而逼近绝望的深渊,以实现危险的信仰一跃。

笔者发现在基督教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圣徒群体,他们往往是通过对上帝的质疑而走近上帝。而往往正是这些曾经最大声质疑上帝者,反而成为了离上帝最近的人。比如创作《致死的疾病》、《恐惧与颤栗》的克尔凯郭尔;撰写《重负与神恩》的西蒙娜·薇依;完成《论宗教》的施莱尔马赫。这些人都曾由于不同的原因,从灵魂深处否定(反叛)过上帝,但又因为更加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原因,而不断走近上帝。在过去,正如我们经常强调信仰中的“证”而忽视了“信”,我们也常常忽视了信仰“罪”与“爱”的二维性。在爱的立场上,我们常常把上帝设想为单一的慈父形象,而将走近上帝的路途简单幻想成口里哼着小曲,轻轻松松走向上帝的过程。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或者从克尔凯郭尔、西蒙娜·薇依、舍斯托夫(Lev Shestov)的经历来看,基督徒走向上帝的路途是留着鲜血与眼泪,裸身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漫漫长路上挪行的过程。试想耶稣背十字架的经历,作为罪人的我们,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走近上帝。我们发现,走向上帝(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同时也不一定要对上帝的话语进行完全的臣服。正如西蒙娜·薇依对罪感的认知与克尔凯郭尔对绝望的认知一样,我们只有在罪或绝望积累到一个层次的时候,才能走近上帝。

当然,这里不是鼓励犯罪,有意的犯罪只会引来浅层次的绝望,这是无法走近上帝的。只有在对酷儿理论认同的不可更改,与对基督信仰的不可更改,即在双重不可更改中,才能通过“罪”的途径,借助“信”的力量,一跃而接近上帝。而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基督徒一方面认同酷儿身份以对上帝进行反叛,一方面背负罪感坚定地走向上帝,从而实现对绝对对立的超越。

(图为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封面)

本文出于调和的目的,为基督徒提供获取酷儿身份认同的信仰途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途径。首先,这是基于基督徒身份对酷儿身份进行认同,而非在酷儿身份基础上尝试对基督徒身份进行认同。所以,酷儿身份难免仍然被预设为“罪”的一种,虽然“罪”在信仰中并不简单意味消极、负面,但仍然使酷儿面临污名化的危险。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至今实现“信仰一跃”的人,仍然局限于极少数圣徒。这一途径对基督徒的信仰坚定程度与对教义理解深度,都有十分高的要求,故不具备普遍操作性。最后,笔者意识到除了酷儿身份认同外,其他圣经所否定的“罪行”也有可能趁机滑入这一救赎框架。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等在通过绝望与罪跃向上帝的过程中,是有一个孤独而具有判断力的主体存在的。故,如果想要借助此途径,就必须审核自己的信仰与判断力,否则不能跃过深渊,就会永坠深渊。这也是信仰的危险性所在。

既然选择了上帝,本不该徘徊。因我们有限,有罪,故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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