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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背后的血泪:揭秘17世纪的世界工厂


摄影:悠岚

在非物质层面加以引导,使这样的生活变得令人向往,欲罢不能的时候,参与者(或曰“玩家”)便会牢牢地被套住,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财富。

五月,梅子熟了的时候,雨也不期而至。这时候总会想到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一千年前,宋徽宗大笔一挥“雨过天青云破处”赞汝窑之美。结果却因为周杰伦的一首歌闹了个乌龙,“天青色”莫名其妙地被不明就里的文艺青年“赐”给青花瓷,想必九泉之下赵诘已哭晕。

然而,你可知文艺的景德镇青花瓷背后,却是赤裸裸的世界工厂。早在17世纪,景德镇就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最长的生产流水线,制作过程标准化、工艺技术专业化、订单全球化。明清之际的三个世纪,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器在欧洲登岸。

那么,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之前的手工产业,是如何支撑它庞大的商业帝国呢?

物质劳工

17世纪,工业革命还没有传到中国,为了向全世界输出青花瓷,建立在纯手工基础上的景德镇制瓷业,需要多少手工工人,才可以维系它全球贸易链条的正常运转?答案是100万。工人们来自全国,在这里以陶瓷为生。

在法国人殷弘绪的笔下,夜晚进入景德镇的景象仿佛明月临照全城,火光处处,黑暗中背衬着股股烟雾烈焰,整座城宛如一座巨大火炉,周围的山头形成它的炉壁。幢幢黑影,则是照管着无数火眼的炉工身影。窑炉日夜运作,沿河还有大批船上人家提供膳宿和装船服务。明万历年间一位从京里来访的督运大员(王世懋),抱怨自己简直不得安眠:“万杵之声殷地,火花炸天,夜令人不能寝。”


摄影:悠岚

17世纪,景德镇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流水线,30个环节,600个工人。殷弘绪这样描述这里的生产景象:“第一个工匠将瓷泥拉出杯子的形状,被第二个工匠从转盘上取下,将它直接放在基座上,第三个工匠将它放在模子上并把它捏制成形,第四个工匠把不需要的部分剔去……”一件瓷器要烧制完成,需要经过72个工匠的手。

制瓷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低廉的劳动力,这些瓷匠陶工的待遇非常微薄。17世纪,一位普通的陶匠,每天生产100件瓷器,年收入仅仅是六两半银子。

年薪六两半是个什么概念?根据成书于1593年(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宛署杂记》记载临近北京的一个县城生活物价,8斤生猪肉为白银1钱6分,那么六两半银子大概可以买320斤猪肉,按照今天15元一斤算,约人民币4800元。康熙年间,有个比利时耶稣会的传教士鲁日满记录了长三角的物价,17世纪中后期,牛肉48文一斤,而1两银子是1680文,换言之,一两银子能买35斤牛肉,六两半也就不到230斤牛肉,按照现在30元一斤算,约合人民币月6800元,相当于富士康工人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工资。

景德镇的瓷器作坊可谓是赤裸裸的血汗工厂,和工匠一年六两半的的收入相比,卖到欧洲的一件上等瓷瓶的价格却有十四两银子。

图为明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不仅如此,瓷器运输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殷弘绪看到当时景德镇狭小的街道上,挑夫们挑着瓷器,大步疾行于拥挤的人群间,却从不曾失去平衡。来往的行人都要特意让出一定的距离,因为万一打碎了瓷器,是要赔偿的。轻则失去工钱,重则倾家荡产,如此,谁碰了这些挑夫,他们不和你拼命?

瓷器常常用茭草、稻草或纸包裹,装船运至饶州、经鄱阳湖,到南昌,沿赣江而上,再由人工驮载货物,穿越大庾山岭的梅关古道。从景德镇到广州长达500公里的路程,唯一动用陆路的运输,就是这一天的翻山行程。400年前,这条古道上行进着长蛇阵一样的挑夫、驮骡、推车,数以万计的瓷器在挑夫背上走过这段20公里的山路。每个挑夫肩挑两倍于自己体重的瓷器,艰难前行。

跳炉事件及窑工起义

由于窑口老板、官员们克扣窑工待遇,窑工罢工、起义每隔数年总会发生一次。

仅从《景德镇市志》的“大事记”中,我们就会发现数条重大窑工起义运动(民国之前)。

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水灾后,米贵,景德镇窑业停止,瓷工万余人暴动。[1]

万历二十五年(1597)巡按方河委监厂事,负责督陶,在镇作恶,引起民愤,陶工和镇民焚御器厂门坊。[2]

万历二十七年(1599)童宾投窑。[3]

光绪二年(1876)陶工为争取白米饭和恢复原有经济待遇,实行大罢工,后因官府扣押为首数人,导致陶工万余人暴动。[4]

窑神,即景德镇烧窑业共同祭祀的神祇——风火仙师童宾。景德镇每二十年的“开禁迎神”活动,全镇窑户、窑工及很多居民均参加做会。当时,迎神队伍浩浩荡荡,其中,不仅有飞虎旗、大宫灯和吹打乐队,还有执事牌、龙灯、舞狮、高跷和大锣大鼓,窑神坐轿出巡,店户沿街恭迎。图片来源:网络

其中,最为悲壮,或者说最伤人心的是发生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童宾投窑”事件。起因是一个太监潘相要求窑工赶制青花龙缸,这口缸直径1米,高60厘米,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是当时烧制的最大的瓷器。但久未烧成。潘相便“例外苛索”,对窑工进行“鞭笞”以至“杀害”。童宾是一名普通的窑工,目睹“同役”的凄苦,投窑自焚,以示抗议。他的死,激起了工人们的义愤,全镇工匠群起,焚烧了税署和官窑厂房,“景德之民,欲食其肉”的形势终于吓跑了潘相。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瓷业工人和镇民的要求下,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奉童宾为“风火仙”,为他修建“佑陶灵祠”,这个匾额到现在还保留着。祠内中间是童宾师像,两边是烧炼工人的祖师,有把桩、驮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伙手、三伕半、二伕半等各类窑工形象。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举行迎神盛会。

可以说,这个佑陶灵祠是16世纪窑工的纪念堂,这种纪念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秩序,以道德的方式制约着官与商。如果把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与童宾投窑相对比,我们今天似乎反而少了一个血与火的纪念空间。

17世纪青花瓷的贸易线

青花瓷,如今是典型的中国元素。但有趣的是,青花瓷的重要原料钴蓝却来自古代波斯,从器型、图案、花纹到工艺,都可以看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要素。然而,作为产品的青花瓷,却卖到了欧洲、美洲甚至非洲。唯有如此,才能养活100万人的庞大的世界工厂。可是,这一切在那个“闭关锁国”“交通阻隔”的年代是如何实现的?

这可能要追溯到13世纪,蒙古人打通中西之间的通道,让波斯的钴蓝工艺进入中国。当时,波斯陶瓷技术粗陋,但却能呈现出蓝宝石一样的鲜艳色泽。精明的商人们发现了商机,如果将钴蓝工艺和伊斯兰图案用到景德镇精美的瓷器上,迎合伊斯兰贵族的需求,一定会畅销。在元代最后的几年里,我们看到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西亚商人和景德镇窑主共同展开了一项贸易史上空前的商业行动:钴蓝料从八千公里外的波斯向东运往中国,为伊斯兰顾客专门制作的大宗青花瓷则向西销往中东市场。

陆上,从西亚到欧洲;海上,则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陶瓷贸易。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一带一路”。我们将视线移至欧洲,不仅可以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私藏里看到绘有青花钱币纹和中国风景图的景德镇青花香客瓶,还能在善于表现市民日常生活场景的荷兰画家们(海达《静物画》、维梅尔《睡觉的女孩》《窗前看信的女孩》等)作品中发现青花瓷。尤其是在荷兰人独霸海上的时间里,他们将订制中国瓷器变成一种市场行为。他们把欧洲的市场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结了生产者和客户,让产品更加符合欧洲人的需求,真正打开了欧洲的市场,完成了瓷器从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过渡。

维梅尔《窗前看信的女孩》,图片来源:wiki

获得这些令人艳羡的青花瓷需要白银,因为这是中国唯一认可的货币。如弗兰克所言,中国人的货币——白银,构建着那个时代世界的货币体系。为此,欧洲人开启了这样的旅行:他们的船队先到非洲,载上黑奴,运到美洲的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因为那里有大量的白银可供开采,船队继而带着白银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从这里进入中国沿海。在非洲肯尼亚马林迪曾发现过巨大的中国明代青花瓷遗址。这证明非洲不仅仅是以供给黑奴劳动力的角色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的青花瓷也曾通过欧洲的商队进入过非洲的市场。

非物质劳动

消费和生产缺一不可。但如果将消费限定在生活的日常功能层面,说瓷器能够满足人类生活的某种需求,那么瓷器是很难从16世纪开始让世界疯狂500年的。瓷器的疯狂,是因为其中的非物质劳动——文化。

邱林川在Goodbye iSlave一书中描述了“网络成瘾”的消费习惯。上网、打游戏、刷微博,这些“玩法”让手机超越了打电话的功能,进而成为当代社会大众无法回避的生活方式。反过来,“玩家”在使用数字产品的时候,又生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增长点,成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邱老师把这种用户生成内容(UGC)称为21世纪的“白糖”。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青花瓷”!他说,因为这样,科技企业可以更为精准的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和引导市场消费。

文化是怎么玩的呢?

17世纪初有本书叫做《长物志》,作者是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他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相当于今天的文化消费手册。他告诉人们上等的瓷器怎么玩才正确,比如喝茶的杯子不能超过手掌大小,太大则不雅;比如一件家具上只能放置一只大小合适的花瓶,绝不要成对摆放,不要买有环的花瓶,花瓶里插花不能超过两支。


西式插花,图片来源:网络

欧洲人在中国买来的瓷器里插满花枝的做法,文震亨觉得粗鄙不堪。当时欧洲人热衷购买的青花瓷、粉彩瓷,在文震亨眼里是最劣等的外销瓷,完全没有办法跟“雨过天青”的汝窑相提并论。

无怪乎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感叹:“在文震亨针对低俗品位发动的战争中,欧洲人可以说是输得血本无归。”所以说,在非物质层面加以引导,使这样的生活变得令人向往,欲罢不能的时候,参与者(或曰“玩家”)便会牢牢地被套住,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财富。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欧洲全社会开始向往一种新的的生活方式,制造出巨大的消费需求,转化为世界工厂里的一种生产力,于是更多的非洲黑奴被卖到美洲区开采银矿;更多的中国人来到景德镇这个世界工厂,过着年薪六两半银子的苦役生活;更多的欧洲人民为了面子、为了融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倾家荡产地去买青花瓷。


图为北宋汝窑天青釉碗,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与今天中国人卖肾买iphone似乎也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结果呢,反而被大贵族嘲笑只知道“青花”,不知真正的“雨过天青”。

注:
[1]景德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市志》(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27页。
[2]同上,27页。
[3]同上,27页。
[4]同上,29页。

※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作者:木吾;编辑:Catherine;美编:黄山。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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