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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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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土逗公社作为一个结合线上线下的内容合作社,力图探索被消音的故事,创造属于青年人的资讯清流。“土逗公社”践行合作社的组织方式:没有老板,没有员工,只有劳动者和自我管理。我们欢迎同道中人以资金或劳动入股,成为我们的持份者,参与我们这个民主生产的实验,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未来。我们相信民主、开放、平等、以用户为中心的合作社能够挑逗青年人理解世界的动能,激发改变世界的灵感,探索人类更好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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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出事,很多人却把毒药当解药


大家这两天都被携程亲子园刷屏了吧?土逗先是被监控视频气了一次,接着又被朋友圈气了一次。所以,必须来篇diss文。

作者 | 龟派气功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近日,几则携程亲子园机构教师虐童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视频中,11月1日,一名女老师把一个小女孩的书包用力扔在地上,打小女孩头部,又推了一下,致使其头部撞到桌角上。11月3日,女老师给多名小孩子喂疑似芥末的食物,一名小男孩吃完后开始哭泣。另一段视频上,一位家长代表控诉老师向孩子眼睛和嘴上喷消毒水、灌芥末(导致17个月的幼童一个小时拉稀6次,白细胞超标)、喂安眠药、给孩子暴力换尿布等行为。视频来源:新京报

据悉,上海携程亲子工作室项目启动于2015年底,开办目的是为了解决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该项目由携程委托第三方早教机构——《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管理,而《现代家庭》隶属于上海市妇联。然而,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家隶属于上海妇联的机构并不具备运营幼儿教育机构的资质

事发之后,当事的企业和妇联明里暗里相互推锅,而媒体趁着热点众说纷纭。有人怀疑妇联巨额敛财、权力滥用;有人将此类幼教机构虐童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也有不少人替携程喊冤,称“企业办育儿机构的事情本来就是一桩留下人才的好事,可惜却被一帮利欲熏心、罔顾规章的蛀虫给办砸了。”

一个案子,千种人心。受虐孩子需要治愈,父母伤痛难平,舆论仍在乱飞。虐待孩子的这个锅,到底该谁来背呢?

虐童频出,幼师背锅?

最先出来接受大家斥责的,当然是当事人——几名带孩子的幼师成为了众矢之的。有评论声音称,虐童频出和幼师素质有关系。例如浪潮工作室的《“妈妈,幼儿园老师打我”》


图:浪潮工作室截图

然而,这篇文章辛辛苦苦地列举出大量详细的数据证明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不高,却轻而易举地用“学习成绩不好”这一家长式的指教,就对幼儿教育给出了简单粗暴的解释,其实是用一种歧视去掩盖另一种歧视。这种懒惰的理解,反而会忽视了一些深层次起作用的问题。


图:网友评论

幼师的工作基础而重要,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幼师,甚至许多幼师自己都不喜爱、不尊重自己的工作呢?一直以来,幼师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得不到社会足够的尊重和认可是主要原因。


2017各省幼师月平均收入  图:学前教育网

商品经济里,收入几乎代表着人的一切价值。繁琐、辛苦而收入低的工作,例如保育员、幼师、护工此类工作似乎总是难以得到尊重,无形中就进一步强化了一种默认——“差生,或者说那些很难找到高收入工作的人才去读幼师”。这种潜意识里透漏出来的歧视,将人与工作进行等级区分,“没钱途”自然等于“没前途”,所谓的教育价值、工作伦理、对儿童的关爱统统都失灵了,谈何素质与工作伦理? 于是,幼师群体只能在“低收入”“低素质”里恶性循环。

一个一切社会关系皆商品化、逐利逻辑无孔不入的社会,处处皆为零和游戏,哪怕是些许的权力都可以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喧嚣尘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先对弱者下手,作为弱势小孩和老人首先受到影响。打小孩?因为托儿所里的孩子还没有价值判断,不会说话啊。

与其把责任推到“个人素质”,开掉几个人就完了,不如认清这个用钱来买尊严、欺凌弱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并期待它早点完蛋。

幼儿园不规范,放开市场才有救?

随着“幼师素质差”论调一边倒而来的,是主流舆论提供的解决之道——市场化:


图:知乎答主@卢诗翰

在另一篇10万+文章《比携程亲子园更恶劣的,是咪蒙的无耻》中,这段话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据知乎答主@任易 调查,携程亲子工作室是2017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公共托育服务”的试点和样板项目。在上海市长宁区妇联的推荐下,携程亲子中心最终由无经验、无资质的“为了孩子学苑”运营。澎湃新闻发现,“为了孩子学苑”的相关负责人张葆葆是民办非政府组织(NGO)上海静安区江宁社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的理事长。记不住这个NGO的名字没关系,知道这个NGO能承接上海妇联、卫计委、教育、创儿等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能耐就行:


图:任易

除此之外,张葆葆名下更有8家公司,她创办的其中一家同名公司“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正在招聘无证幼儿园托班带班老师:


图:任易

诚然,被各路网友和自媒体狠狠扒皮的上海妇联难辞其咎,但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的,难道不正是商业至上、赚钱有理的市场化本身吗?

在上海,办托儿教育利润可观:

上海市目前有50万待托育孩子,1605所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1151家);目前准备开办职工亲子工作室的企业有59家,按照每家企业100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3000计算,每个月的营收是1770万,全年营收2.12亿,别忘了由企业提供场地,成本又少了一大笔,净利最少应该有30%,全年保底净利至少0.6个亿。……携程亲子幼儿园,100名孩子只配4名老师,人工成本撑死就60多万,剩下的钱呢,谁拿了?说好的按照1:7的比例配置老师呢?还有9个老师呢?
——知乎答主@任易

为了分得这块蛋糕,市场化让公共部门与商业得以纷纷入局。一方面,曾在社会主义中国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托育服务被不断私有化,另一方面,当托育服务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巨额的商业利润时,市场化默许一切交易,也默许拥有公共资源的公有部门与不缺钱的商业部门之间的一切交易与生意,托儿服务也成为了商品。权力将公共资源让渡给资本来创收,而资本购买公共资源将其变成商品,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化,接着,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的逻辑,资本将商品卖给千千万万个最需要这些公共服务的老百姓;再按照“利益最大化”逻辑,想尽办法压缩经营成本。最后,钱稳稳地去了我们都懂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可一直都在。

不必盲目地指责权力、叫好市场,正因为追求高利润、低成本的市场化逻辑渗透到了公私部门的种种行为中,权力的恶果才最终出现。

企业办托儿所,是关爱员工?

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出来以后,有舆论开始质疑企业办幼儿园这件事情:

在企业自身不“产出”优秀幼儿园教师的同时,企业主办的幼儿园有没有必要再开下去?
——中国经济网 《携程幼儿园事件背后:企业有必要开自己的幼儿园吗?》

在此之前,企业办托儿机构这件事情,满博鲜花和掌声。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婴幼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家庭照顾任务加重(尤其是对于女性),愁坏了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宝妈)。为此,多地出台措施,鼓励企业单位自办幼儿园、托儿所。随之,仅在上海,近70家企业自办的幼儿托管机构相继开业。家长可以“带娃上班”,这不失为广大年轻父母的福音。

事发后,携程CEO的公开信中解释了公司办托儿所的好意:

“公司当初突破重重困难建立亲子园,初中时以方便员工,为伙伴解决上班的后顾之忧。”

此前,携程的人力资源部主管也骄傲地谈起携程在办托儿所上的慷慨:

“2016年2月18号,我们开始了试运营,现在采用的是与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的模式……”“其实,从成本的角度而言,企业开班亲子园成本并不低,在(携程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陈琦全看来,企业能不能把这种服务做起来,得看企业是否愿意投入充足的资金。
——央广网《企业自办职工托儿所 探索解决员工子女托育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出虐童这样的恶性事件,作为一对常常加班而无暇顾及孩子的父母,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对慷慨的企业老板感恩戴德。但是土逗想说,天天为老板加班到半夜,老板为劳动者支付再生产的成本,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为劳动者办托儿所不是新鲜事,在社会主义时期,托儿所几乎是企事业单位的标配,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于集体经济的乡村中广泛出现。公有制时期,集体经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劳动者再生产领域,其中托儿所的建立,目的在于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女性从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实现女性的独立。

“在农业合作化中求得农村妇女的彻底解放……集体农庄里有的是幼儿园、托儿所,你爱把孩子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好了……一方面说,这样可以使妇女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可有时间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另一方面说,这些过去不被人重视的家务劳动,也显示了它们的价值。”
——1954年,《新中国妇女》中介绍苏联经验,这种经验随后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得到实践

且不论在落实过程中是否实现性别平等,但在国家号召、集体经济兜底的再生产改造运动中,千年封建历史中被去价值化的女性家务劳动被极大地肯定。同时,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仍保证了幼儿教育的繁荣发展。

然而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在市场化后逐渐消失。

90年代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优化组合”(减员增效)和剥离“企业办社会”这两种主要措施完成的。“劳动力优化组合”以个人素质和能力问题首先组合掉女工;“企业不能办社会”把与人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的职责从企业中剥离。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把再生产职能从企业/国家推向家庭/个人。
——宋少鹏 《女权?还是要讲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这股浪潮中,被视为“养儿育女和照料责任的天然承担者”的女性首当其冲,在不得不重新接过看娃的锅的同时,女性再度被构建成为“低效/不合格的劳动力”。而聚集大量工薪阶层的大城市变身商业托儿所的巨大市场,农村的托儿教育则彻底凋敝。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城市幼儿的学前教育已基本普及,但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平均的幼儿园入学率却仅有30.1%。在很多贫困乡村,幼儿的学前教育仍属空白。据该基金会2015年测算,全国需要幼儿园的村庄共有10万个。……财政投入不足、学前教育缺乏、师资力量落后、“小学化”突出等现象已成为农村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
——南都公益观察《财政投入增长十倍,农村学前教育欠下的历史旧账能否偿清?》

而携程等企业开班的托儿所正是在这样市场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制度已经变了,私有化的条件下,大多数人(不论男女)在低薪、无国家福利、长工时、高强度的劳动关系中压缩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投入,在为企业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更无暇陪伴孩子。

制造“无暇”生活的企业资本开始办托儿所,自然无可厚非,但和“工厂办社会”中以劳动者为本的目的比起来,企业恐怕只是把这当做留住员工的人力资源策略,员工又如何能期待企业对自己的孩子真正上心呢?

幼托出路在哪里?

在事情被爆出不久,一篇名为《上海妇联请出来走几步?》的文章开始刷爆朋友圈。这篇文章质疑了上海妇联扮演的角色。


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妇联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如转而想想——妇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2008年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妇联是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主要的职能就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在这次事件中,于孩子还年幼的携程女员工而言,如何能够有时间和孩子相处,让孩子受到比较稳妥的照顾,不需要每天担心孩子的安全,同时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就是她们关心的基本权益。维护这个权益也是妇联应尽的责任。

但这一责任的落实显然不尽如人意:已婚未孕妇女在就业中会遭遇各种歧视;许多年轻的妈妈们在孕期不能有好的休息,在哺乳期或许还要大量加班,不能保证合理的哺乳时间;孩子成长期间不能陪伴,甚至还要时时担心孩子是否受到虐待……如果谈及广大妇女们的切身权益需要,这些都是绕不开的。

风波一起,上海妇联火速反应:强烈谴责、密切关注!但,下一步呢?我们呼吁,无论是妇联,还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都应该真正走下基层,了解妇女、儿童需要什么、怎么解决。

正如前文所提:在曾经的集体化时代,公有制下的幼儿园未必具有幼托的专业知识,却曾经把不少女职工从照顾孩子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如今幼托专业技术快速发展,出现了携程亲子园这样的市场办园,其目的却更多的是企业为了留住员工而重新捡回的“包袱”。是时候,让妇联、关工委这样的保障妇女和儿童权益的群众组织重新走出来,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学习,开展新的尝试了。

当然,首先要保证的,是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根据某招聘平台2015年的调查显示,携程员工这样的都市白领,有11%的人每周加班20小时以上。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来说,这20小时是本是可以用来陪伴孩子的,但无奈于工作,只能将其托管给父母,或是托儿机构。


对于陪伴孩子利益的争取,妇联、关工委这样的机构可以努把力做得更多,可以做好调研、引导政策的制定、执行,甚至可以推动立法,对父母陪伴时间做出合理的规定,这或许是我们更希望见到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事情。

在满足这一陪伴时间之后呢?如果现在的私营公司、市场化的路径不能成为解决幼托的好方法,妇联、关工委这样的群团组织是否能推动,甚至是直接建立比较好的、值得信任的幼托机构,让孩子家长们能够彼此照应,群团组织与家长也能共同承担托育孩子的责任呢?

听起来或许很遥远,但这确实不少地方却是实实在在的正在发生的事:在珠三角、长三角、北京,不少流动儿童的母亲开展托儿合作社的尝试。因为工作时间不尽相同,她们就合作看娃,利用彼此休息的时间,对社区孩子们进行相互照顾……这群流动妈妈在打工漂泊,或许相较于携程妈妈们来说,她们生活更不稳定,经济状况也不太充裕,这种最为简单的方法反而给了大家更多的信任。


在社工的帮助下,流动妈妈们开展了互助的集体协作(图:乐施会)

对于不放心的爸爸妈妈们来说,这种合作社式的带娃,差的或许只是一些推动力量、一些统筹工作。在市场化托儿带来重重危机之时,我们希望,这也是妇联、关工委们真正发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作用的时候。

※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ID:tootopia),作者:龟派气功,美编:黄山,微信编辑:侯丽。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请联系土豆获得内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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