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涵化和适应

摘要: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了文化环境和个人行为发展之间具有重要联系。鉴于这种关系,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关注当在一个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人试图在另外一种环境中重建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本期推送John W. Berry1997年发表在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上的题为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的一篇文章。本文概述了一个可以研究涵化和适应的概念框架,然后提出了一些基于实证研究样本的一般发现和结论。

本期我们将推送该篇文章的基本概念部分。

引言

跨文化心理研究领域的中心目标是证明文化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发展和表现的影响。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心理学家总结出,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文化——行为的关系,即个人通常会以与主流文化和其期望的相符的方式行动(Berry,Poortinga.Segall,&Dasen,1992)。有两个明显的议题可以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一个是寻求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应用于普通的(e.g.Berry&Lonner,1975;Brislin,1990)和特殊的社会政策领域,比如多元文化主义(e.g.Berry,1984)、健康(e.g.Dasen,Berry,&Sartorius,1988)和教育(e.g.Eldering&Kloprogge,1989;Ogbu,1990)。

第二个感兴趣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当一些个体试图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如果文化对行为有很强的塑造作用,个体会在新的环境中采取他们在之前的环境中的行为吗?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或者说有一些复杂的连续性的模式,会在人们适应他们生活的新社会过程中改变?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非常清楚的支持这几个选项中的最后一个。

跨文化心理学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涉及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量的研究,而且现在有相当大的潜力将此应用于社会政策领域。这篇文章有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概念的定义,同时提出一些问题;第二,概述了一些实证证据;第三,指出了最有用的潜在应用的领域。重点在于已经在一个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个人是如何设法适应由迁移带来的新的文化背景的?

一些基本概念

涵化

Acculturation的经典定义是由Redfiled、Linton和Hersovits提出的(1936,P.149):“涵化包括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发生在当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的群体进行第一次的接触时,这时任何一个或者两组的原文化模式的会伴随着持续的改变。”虽然涵化在原则上中立的(即,任何一组或者两组都会发生改变),在实践中,涵化倾向于在其中的一个组引起更多的变化(在本文中称为同化群体)(Berry,1990a)。本文将采用涵化这个术语去提及跨文化接触的一般过程和结果(文化和心理两个方面)。

多元社会

由于移民,许多社会变成“多元文化”。这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承认存在于涵化的不平等的影响和改变,作者采用“文化群体”(cultural group)这个术语指代所有的群体,“主导”(dominant)和“非主导”(non-dominant)这两个术语指存在差异的和与讨论相关的相对力量。在多元社会中,可能存在多种文化群体,他们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自发性(voluntariness)、流动性(mobility)以及永久性(permanence)。尽管这篇文章可能主要关注移民,很多的结果和结论对于其他类型的涵化群体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适用性。

涵化策略

在所有的多元社会里,文化群体及成员个体,在主导和非主导的情况下,都必须处理如何涵化的问题。有两个主要议题是团体和个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奏效。这两个议题是:文化维护(cultural maintenance)(文化认同和特性在什么程度上被认为是重要的,以及他们要在何种程度上努力维护);连接和参与(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他们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他们的文化群体,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自己的主要部分)。

当同时考虑这两个基本议题时,产生了一个涵化策略的基本框架(见下图)。


同化(Assimilation):是指个体不想维持他们的文化身份,并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与其他文化的互动。

隔离(Separation):是指个体把他们原来的文化看的很重要,同时也希望避免与其他文化互动。

整合(Integration):是指对维持自己原住地的文化有兴趣,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团体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会一定程度上维护文化的完整性,而同时也会寻求参与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的整体部分。

边缘化(Marginalisation):是指对原文化维护与和其他文化互动都少有兴趣。

个人和群体可能会对涵化的这四种方式持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的实际行为可能会相应的不同。同时,这些态度和行为包括我们所称的涵化策略(Berry,1990a)。在许多研究中,这四种选择的态度偏好已经被测量(Reviewed in Berry et al,1989)。国家政策和项目也分析了这四种方法(Berry,1990b):一些是明确的同化,希望所有的移民和民族文化群体成为主导社会的那样;另外一些是整合,希望(甚至是请求)在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中更大程度的接受并包容所有的群体;然而还有一些国家却奉行隔离政策;还有一些国家寻求不必要群体的边缘化。

偏好于某一种涵化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环境和时代的背景(例如,居住的时间)。第一,对一个特定的策略通常有整体一致的偏好。然而,在更私人的领域会比更公共的领域寻求更多的文化维护;并且可能会存在更少的群体间的联系。第二,更广泛的国家背景可能会影响涵化策略。第三,有证据表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涵化的主要时期,个人探索各种策略,会使这个人比他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更能令人满意(kim,1998)。

文化心理融合

可以在涵化研究中识别出三个主要层次,每一个都表示个人不同水平的困难。第一是认为心理变化是相当容易实现的;这种方法被Berry(1980)作为“行为转变(behavioural shifts)”提及,被Brislin,Landis,和Brandt(1983) 作为“文化学习(culture learning)”提及,以及被Furnham和Bochner(1986)作为“社会技能获得(social skills acquisition)”提及。本文,涵化的心理适应被认为是学习一种适合新文化背景行为本领的重要一点。这也需要一些“文化脱节(culture shedding)”(Berry,1992);而且这可能也伴随着一些温和的“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

当遇到相对严重的问题时,第二种观点是适当的。即如果个体不能轻易改变他们的本领,他们可能会经历“文化震惊”(Oberg,1987)或者“涵化应激”(Berry,1970;Berry,Kim,Minde,&Mok,1987)虽然“文化震惊”的概念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并且也收到了普遍的接受,从三个原因来说,作者更倾向于“涵化应激”的概念化。一个是作为对环境应激物的反应,它与压力的心理模型紧密联系(e.g.Lazarus & Folkman,1984),并因此有一些理论基础。第二是“震惊”只表示文化间的接触存在的负面的经历和结果。然而,在涵化过程中只会经历一些中等程度的难题,至于其他的心理过程通常可适用于适当的个体(Vega & Rumbaut,1991)。第三,出现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文化,而在处在涵化过程中的跨文化。

当遇到比较严重的问题时,“精神心理学”或者“精神疾病”的观点是最恰当的(Malzberg & Lee,1956;Murphy,1965;WHO,1991)。因为大小,速度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导致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如临床抑郁症和不适应焦虑症(Berry & Kim,1988; Jayasuriya et al,1992),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背景的变化超越了个体的应对能力。

适应

从广义上来说,Adaptation指发生在个体和群体应对环境需求所产生的变化。这些适应可以立即发生,或者他们可以长期的被扩展。涵化过程中短期的变化有时是负面的而且通常具有破坏性。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对于大多数涵化的个体来说,经常会发生对新文化背景的长期的积极的环境适应(Beiser et al.,1998)。取决于各种因素,这些环境适应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在近期有关涵化的心理适应文献中,“心理的”和“社会文化的”适应之间的区别被提出来(Searle & Ward,1990)。第一,是指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下,包括一个清晰的对个人、文化认同的感觉,良好的精神健康和个人满意的成就这一系列的内部的心理结果;第二,是一套外部心理结果,这套心理结果将个体与他们新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这包括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尤其是处理家庭生活、工作和学校的问题的能力。

涵化框架

关于涵化的复杂文献一直是众多概念框架的主题:这些都试图把涵化的过程系统化和列出影响个体适应的主要因素。在下图中,展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cf.Berry,1992)。


框架的要点是显示心理涵化研究时应该被考虑的关键的变量。任何忽略了这些变量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并将无法理解正在经历涵化的个人。同样的,忽视主导社会的关键特征的研究也是不完整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没有单一的研究已经并入或验证了图2框架中的所有方面;这只是一个汇集了来自众多的小规模研究的一些概念和调查的结果复合框架。

原居住社会

完整的涵化研究需要从全面考察两种社会背景开始:即原居住的社会和定居的社会。需要描述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陪伴个体的、属于原住社会的文化特性。这样做不仅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人们(移民者)是从哪儿来的,也预估了一个之后要被讨论的重要因素——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使建立文化特点成为可能,而(知晓原住社会的)文化特点亦是与定居社会比较的基础。个人在原籍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统计的结合的条件也需要研究,这个研究可以作为理解涵化的个体的移民动机任意的程度的基础。

定居社会

在定居的社会,有些因素是很重要的。社会及其公民对移民和多元化有一个总体的方向。重要的议题是理解涵化过程既是在一个社会中定居的移民所面临的历史问题也是他们的态度问题。一些社会接受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采取措施去支持作为一种共享资源的文化多样性的延续;这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Berry & Kalin,1995)并且对应图1所表示的整合策略。 其他国家试图通过同化的政策和项目消除多样性,而另一些则试图在他们的社会分离或者边缘化多样化人口。Murphy(1965)从两个方面说明多元文化(是指有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支持提供了一种更积极的定居背景:他们不太可能对移民实施文化变革(同化)和排斥(分离或者边缘化);以及他们更有可能从更大社会的机构提供社会支持,同时,来自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社区通常会组成多元化社会。然而,尽管多元文化被接受,众所周知,对特定的文化、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的接受度却是相对的(e.g.Berry & Kalin,1995;Hagendoorn,1993)。

群体涵化水平

由于受两种文化的影响,移民群体通常会改变。空间的变化往往是深刻的,经常涉及城市化和增加的人口密度。生物学的变化包括新的饮食摄入和暴露于新的疾病,这两者都对整个群体的健康水平有影响。经济的变化对于群体来说可能涉及一般的损失或者新的就业机会。社会变化的范围是从破坏社区到新的和重要的友谊。最后,文化改变的范围是从一个吃什么或者穿什么的一个相对表面的改变,到涉及语言变化、宗教转变和价值观系统的根本改变的深层次的变化。

心理涵化现象

心理涵化的过程开始于群体涵化和个体涵化的经历,并以一些长期的环境适应结束。心理涵化的五个主要特征在一般的和涵化文献中已经接受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可总结为以下五个主要特征:第一,大部分的人认为(see e.g. Aldwin,1994;Lazarus,1990,1993)处理生活实践的过程开始于一些因素,即对生物体施加负荷或需求。在涵化的文献中,这些要求源自于必须处理两种文化间的关系的经历,以及必须不同程度的参与两种文化的经历。

第二,个人把这些经验作为困难的、仁慈的、甚至有时是机会的来源(i.e. As stressors)。当涵化的经历被判断为个人没有问题,那么改变会变得更容易一些。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子过程:文化脱落;文化学习;和文化冲突(Berry,1992)。

第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个人参与策略试图处理被评价为有问题的经验。这些基本的应对策略可以理解为与之前提出的四个涵化策略相关。Lazarus和Folkman(1984)指出了两个主要途径:聚焦于问题的处理方式(试图改变或者解决问题);和聚焦于情感的处理方式(试图去调节与问题有关的情感)。最近,Endler 和Parker(1990)提出了第三点:回避导向的处理方式。

第四,这是一套复杂的影响迅速的,包括生理和情绪反应,作为“对生活条件做出的反应”,最接近“压力(stress)”的概念(Lazarus,1990 p.5)。关于三种概念(转变、压力、精神病理学),当行为转变发生时没有困难,压力可能是一般积极的最小的和个人的结果。当涵化问题(应激物)出现时,但是已经被成功的应对,压力会同样低,而且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当应激物不能完全克服时,压力会更高而且影响也会是消极的。当涵化问题已经压倒一切时,但是却没有被成功的处理,立即出来的效果是大部分是消极的,同时压力的水平也会使人衰弱,这包括个人危机和一般的焦虑和抑郁症。

第五,心理涵化可能会达到的长期的环境适应。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适应指在个体或者群体之间,为了回应环境需求而发生的相对稳定的改变。它可能涉及抵抗和试图改变他们的环境或者一起远离他们。在这种用法中,环境适应在(心理)效价中的结果可能是或者可能不是积极的(即仅意味着适应良好),这种适应概念的双极感觉在这个框架中使用。

在涵化之前存在的因素

一些人口和社会性质的特征影响个人的涵化过程。特别是一个人的年龄与进行的涵化的方式具有已知的关系。当涵化开始的早(例如,在进入小学之前),那么这个过程会进行的很顺利(Beiser et al.,1988)。如果涵化在晚年开始,这似乎会增加一定的风险(Beiser et al.,1988;Ebrahim,1992)。性别对涵化过程有不同的影响。有大量证据表明女性面临问题的风险可能比男性更大(e.g.Beiser et al.,1988;Carballo,1994)。教育作为一种一致的因素与积极的涵化相联系:高等教育预示低压力(Beiser et al.,1988;Jayasuriya et al.,1992)。与教育相关的是一个人在经济世界中的地位。虽然高地位(如教育)是一种资源,移民的一个共同经验是地位的失去和有限的地位流动的结合(Aycan & Berry,1996)。由于资格认证的实际差异,但是也可能是由于无知和/或者在定居社会的偏见,会使一个人的“离开地位”通常高于一个人的“进入地位”;证书(教育和工作经历)通常会在到达地贬值(Cumming,Lee,& Oreopoulos,1989)。这会导致地位的丧失,以及面临压力的风险。迁移的原因早就使用“推/拉动机和期望”的概念研究。Kim(1998)发现,那些带有较高的“推”的动机有更多的心理适应问题。然而,那些具有较高的“拉”的动机的人有几乎同样多的问题。那些被动的移民,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这些人同时也是高度的积极主动的;这些后来的移民对他们在新定居的社会似乎有非常强烈的或过高的(甚至是不现实)的期望,这些没有被满足,进而导致了更大的压力。文化差异(两种文化在语言,宗教等是如何不同的)也是一个因素,一致的发现是文化差异越大,环境适应越不积极。对于旅行者和移民(Ward & Kennedy,1992;Ward & Searle,1991)以及土著居民(Berry,1976)来说就是这样。个人因素也被证明影响涵化的过程。在个人领域,已经有许多特征作为风险和保护因素被提出来,这包括控制的地点和内向/外向(Ward & Kennedy,1992),以及自我效能(Schwarzer,Hahn & Schr?der,1994)。Kesley(1989)提出来提出适应人在情境中的方法去研究旅行者的适应问题。

在涵化过程中出现的因素

一个人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涵化会强烈的影响问题的种类和程度。与时间有关的积极适应的经典研究是以一个U型曲线的形式描述的:只有少数问题在早期存在,接着出现了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最后一个积极的长期适应实现了。然而,对于这样的标准没有什么实证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变化的发现也没有固定的时间(以月或年计)。

在涵化的持续时间和经历的问题之间的,一个替代固定的、阶段的关系的概念是考虑当他们随着时间改变时所遇到的经验和问题的具体特质(例如,最初学习一种语言,获得就业和住房,然后建立社会关系和娱乐机会),以及移民的个人资源与在定居的社会里的机会的关系(Ho,1995)。这种方法强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期从初始接触到最终长期的涵化的高度可变性。

涵化策略已经被证明与积极的环境适应有实质性的关系:整合通常是成功最多的;边缘化最少;同化和分离策略的成功率则居中。这种模式几乎在所有的研究中被发现,而且它也存在于涵化群体的所有类型(Berry,1990a;Berry & Sam,1996)。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却并不清楚。但有一个解释是,涵化策略包括许多其他的保护性因素:相互调和的意愿;参与两个社会文化;以及人格的灵活性。

正如被报道的那样,偏见和歧视的经验对一个人良好的感觉有明显的负面影响(e.g.Fenton,1989;Halpern,1993)。Murphy(1965)认为这种偏见在文化多元社会中可能不太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e.g.Berry &Kalin,1995)。另外,Fernando(1993)已将种族主义定义为移民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和心理健康的风险。

总结

正如在本文中所概述的那样,移民、涵化和适应的主要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些相当一致和潜在适用的发现。这种一致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涵化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最复杂的领域。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这是复杂的,部分是因为这个过程涉及了不止一种文化:涵化研究产生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接触;以及涵化研究为了理解在两个群体接触中文化变化的导致心理结果的变化需要去做比较研究(比如所有的跨文化心理学)。这种复杂性使得这个领域的审查既困难又有选择性。这个领域的框架(图1和图2)试图提供一个可以识别涵化现象的主要特征的结构(骨架),并且在其中说明可以插入的研究(肉)。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发现在何种程度上可概括其他的文化;以及什么研究仍然需要完善以便应用他们?

可用的实证研究似乎指出一些一致性的发现。第一,心理涵化受到众多的在原籍社会和定居的社会的群体层面因素的影响。第二,心理涵化受到众多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第三,如何解释涵化导致的个人结果?他们关系到获得基本的社会技能,为了避免涵化带来的压力去解决应激源,或者屈服于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心理病理学会出现?可以在此次回顾的基础上说大多数涵化个体做出了比较积极的适应,但是这种涵化转型并不总是容易的(即改变自己目前的文化是一个不太容易克服的挑战)。移民和涵化是有风险的,但这种风险不是命定的(Beiser et al.,1988)。

应用

因为几乎在这次回顾中定义的所有因素都在人类的控制之下,他们应该适应改变,并由政策和项目发展指导。跨文化心理学对理解这些因素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在原籍社会,群体层面很少能做到。然而,在个体层面,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项目设计离开前的咨询和训练,以及实际的目标设定(Aron,1992)。现在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干预项目在移民之前及移民之后的社会实行(Tousignant,1992)。

在定居的社会中,大多数的行动都可以采用,以及大多数都可以取得成功。在群体层面,可以寻求国家发展政策的同化、分离、或者是他们的某种组合(导致边缘化)这些替代方案之间的政策“平衡法”(Berry,1984,,1991)。此外,公共教育和社会立法可以提高多元化的利益,以及对人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和个人的代价。涉及增加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的多样性的机构变革也被提倡(e.g. Karmi,1992)。

文献来源:
John W. Berry (1997).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1997.46 (1). 5-34.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雷梦杰。本文为合并版本,原文链接请点击(上)(下),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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