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将成为女权运动的“前线阵地”吗?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的堕胎禁令成为争议话题,当地立法机关在月初通过的“心跳法案”(胎儿有心跳后禁止堕胎),该法案虽被州长以行政和法律成本高为由而否决,但另一项性质相近“20周反堕胎法”则已经签署通过。

反对堕胎的特朗普即将上台,恐怕俄亥俄州只是“新变化”的一个缩影,而回顾美国民众对妇女堕胎权的看法,发觉20年来几乎毫无变化——反对堕胎和支持堕胎权的人数比基本不变。

如果说子宫是原教旨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子宫也应该是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最前阵地。

俄亥俄的反堕胎法

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签署通过反堕胎法后,俄亥俄成为美国第18个通过“20周反堕胎法”的专制法律。

美国各州对堕胎法例的孕期限制,图片来源GRAPHIQ

在此之前——“特朗普美国”的第28天,俄亥俄州由共和党领导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主张将堕胎非法化的“心跳法案”,即在女性怀孕6周、胎儿出现心跳后,将不允许堕胎。

此法案甚至把被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以及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孕程,通通收入反堕胎的法网之中。与日前波兰差点出台的全面反堕胎法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随法案一并出现的体制性调整包括:减少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在妇女因强奸而怀孕后,禁止医生提供全面的堕胎咨询等等。

当地支持妇女堕胎权的组织在网页上放出衣架图,衣架是今年10月波兰抗议全面禁止堕胎行动的标识

然而美国宪法规定了前中后三个孕期中,头三个月的前孕期内,孕妇的堕胎权属隐私权,州法律无权干涉。后两期则可以在保障孕妇身体健康的条件和目的下,国家权力可以对堕胎进行规范。

那么这个签署了“20周反堕胎法”的俄亥俄州长是何许人也?据Paste Magazine报导,他俗称是个“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尽管受州内多名共和党政要和立法委员之压,仍然坚持推广人们可负担的医疗保险,也是共和党内总统竞选人里唯一一个不支持特朗普上台的人。

只是这并不代表他对女性生育权会手下留情——事实恰好相反。自他担任州长以来,俄亥俄有半数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被迫关闭。卡西奇虽然勾销了6周的“心跳法案”,但是却非常积极地推行“20周反堕胎法”,依旧把绝大多数强奸和乱伦导致的怀孕、以及严重危及孕妇健康的怀孕强行拖入反堕胎法的铁笼。卡西奇给出的理由,便是著名的关于“胎儿痛觉”的伦理争议,明摆着与宪法背道而驰。

堕胎权表面上有20周时间,实际远未到20周。Huffington Post有文章称,数据显示怀孕20周之后的堕胎比例只占总堕胎比例的1%,而大多因为胎儿患有先天疾病,无法生存。胎儿脑部、心脏和躯干上的致命缺陷最早要在怀孕的第18至22周才能查出,因此20周是一个关键时期。

法律设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是去保护生命的,而是给痛苦的孕妇及家人雪上加霜。且不论孕妇的亲密关系拥有者是否会施压保胎,单就去医院或诊所行使堕胎权也要有一番周折,时间一晃就过了。就反堕胎法而言,胎儿与孕妇被分置在法内和法外。弃胎无门,加上新政府对单身母亲缺乏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重新被推到悬崖边缘,留在法内的女性,则必须是在符合男性利益的婚姻中被庇护的女性。任何一种被庇护才能生存的角色,都意味着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很难独立自主地生活。简单说,就是“一切不以成为男方家庭好妈妈的受精”都可以把女性扔出法律之外,甚至背负一身道德债。在女性事业蒸蒸日上、避孕和堕胎技术持续发展的时候,女性要重新扛起婚姻幸福、计划生育的独角戏。

堕胎挑起了不同社群的认知矛盾

用葬礼来形容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人权处境,兴许已经不过分了。奥巴马政府期间促成的改变也很可能付诸东流。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前,表现出“支持选择”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计划生育的合法性。而在9月,话锋一转,站到了“支持生命”的立场,声称要推进未出生的孩童和母体的权利。他所要“保护”的无辜生命,始于受精卵,贯穿至自然死亡。

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则自始至终是个反堕胎、在计划生育上撤资的主要角色。今年初,作为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签署了禁止针对残疾胎儿的堕胎行为的法律,对违反该法的堕胎提供方进行罚款,强制孕妇在堕胎前聆听胎儿心跳,要求以葬礼规格火化或埋葬胎儿遗体。此项法律受到大面积反对,最终被一位联邦法官驳回。

堕胎权的著名判例“Roe v. Wade案”可能会被改变

堕胎这一行为在公私领域之间的穿梭,极大程度上挑起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认知矛盾。胚胎/胎儿和女人/母体的社会建构,始终影响着堕胎合法化的进程。40多年前的美国经历着极具颠覆性的民权运动,堕胎合法化的诉求也注入到妇女维权的巨大洪流之中。如莎朗·史密斯在1992年的《社会主义工人》期刊里所言:女人无论在职场和高等教育里面有多大的进步,若仍不得控制自己的生育生活,就不可能实现男女平等。

在美国上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权和女权运动中,最高法院在1973年的Roe v. Wade案件的判决后,确立女性堕胎权为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陈宜倩在考察美国堕胎权与女性人权的论争后,也对影响深远的美国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进行了报导:

“1992年在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重申在Roe案建立之审查标准,以胚胎是否得以独立于母体外存活?(viability)为基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达到这独立存活性之前,国家政府不能限制任何形式的终止怀孕,在这独立存活性之后,只要有危及女性健康或生命之排外条款,国家权力可以规范限制堕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明确表示,对于堕胎手术近用权的限制,即使在体外独立存活性之期限后,仍必须保护‘女性的健康’”(近用即使用——本文作者注)。

由此可见,Planned Parenthood虽然中文也翻译成“计划生育”,它和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政策大相径庭,后者系强制节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内,虽有机关在内部推行男性结扎,但普遍的状态是为女性套上节育环,更有农村触目惊心的横幅上大写着“宁肯血流成河,绝不放过一个!”

历史资料图

Planned Parenthood则是基于(已婚中产)女性的事业自由而设立,帮助她们摆脱意外怀孕造成的对个人发展的干扰和阻碍,也提供必要的健康医疗。但是 “已婚中产女性”这样一个预设,导致接受Planned Parenthood的服务成本较高,工薪阶层和底层公民负担不起。同时也在出生的婴儿中分出了计划出生和非计划出生的类别,前者比后者似乎更受保护和尊重。但即便有诸多批评声音,Planned Parenthood仍旧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进步之举,让女性的生育选择可以不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

统计显示,妇女堕胎与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图片来源:motherjones

然而保守势力的回潮让最高法院目前面临着大换血。特朗普注定要给去世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空缺的位子补缺,而其他古稀、耄耋老法官的位子也被虎视眈眈地盯着。83岁的金斯伯格和78岁的布雷耶均是自由派,80岁的肯尼迪虽说在诸多方面是保守派,却也投了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一票。最高法院的风向变化直接影响到各州的计划生育保障是否会被翻盘。特朗普在当选后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如果1973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被翻盘,一些州可能相继会出台反堕胎法,居住在这些州的孕妇如果仍需堕胎,就请自行去其他州吧。

妇女与胎儿,堕胎是谁的人权?

特朗普们想在胎儿身上发酵的人权到底是何方人权呢?呼吁保护胎儿的生命权,相比于呼吁保护少数族裔和妇女的人权,就褪去了“政治正确”的色彩了吗?如果子宫内外的生命要被区别对待和估值,生理的生命和政治的生命之间又透露出怎样的霸权思想?

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建立在了解堕胎的刑事处罚与女性人权/自由之间关联的基础上,而台湾学者陈宜倩已对此基础做出精彩解析,字字珠玑。她认为:

“过去(与现在)女人对自己的身体、性并无完全的掌控能力,不论是没有法律权利、或是有了表面形式的权利后亦无实际可用资源得以实践权利、或者这样有助于实践身体与性自主权的资源于不同的女人间分配是不平均的。

一般而言,性教育与避孕措施之近用对一个女性是否能计划人生,安排自己个人生活与社会活动与对于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控具关键性影响。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无法达成,甚至在某些社会被斥为异端思想,当女人没有安全的、有医师指导咨询、充足信息下、且可负担得了的终止怀孕近用权时,甚至可能遭受刑事诉追时,她的身心健康将受严重威胁,在这样严刑峻法的社会情况中妇女经常被迫不得已地寻求不安全、非法的人工流产,增添妇女身心伤害之风险。

即使在非自愿受孕的情境中,假若医师以良心理由拒绝为受性侵怀孕妇女施行人工流产,或在法律规范要件十分严苛情形,在极端的社会情境中更易增加妇女健康与生命之风险。而在前述这样性别化社会现实中,各国社会多数从刑事政策堕胎除罪化开始,企图改变女人无法掌握自己的性与身体自主权之社会处境。美国社会尤其是如此,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之基础上,以司法诉讼争取女性自愿终止怀孕权为宪法保障之基本权利。其首先以隐私权之论述,辅以性别平等之论述,终至以自由与平等两权并进,以倡议女性身体与生育自由权。”

由此可知,当生命体需要被赋予选择权时,就有了政治意义,选择范围的宽窄直接与自由程度挂钩。然而给生命体赋权者,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他人;但持话语权者终究是行使赋权的人,即赋权主体。

妇女堕胎自主权的支持者

美国撑堕胎与反堕胎的论战,给生命捆绑在一起的母婴两个生命体赋予了不同的选择权利,前者中女性身体与赋权主体相统一,而后者中胎儿身体则是赋权的客体。于是论战的焦点从胎儿的去留延伸到女性的权利与义务。

在怀孕女性身上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也明显折射出一个生命体作为一国公民要受到怎样的审视和判断,她/他的一切身份特征——性别、性取向、信仰、阶层、族裔、是否为移民等等——都在决定着她/他在其所处的等级社会中有多少选择余地。这便是在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争端不息的身份政治。既然生理的生命和政治的生命之间的差异,就在于谁给谁赋予了哪些权利,在于谁基于何种生命经验在争取话语权,在于用话语权回证生命经验的合理性,那么撑堕胎和反堕胎的议题都脱离不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但是当“政治正确”成为一方泼向另一方的脏水时,这个辞藻的污名化很可能就是在为泼脏水的一方洗地。


用宗教或习俗去维护早期胎儿的生命权,与其说在为其利益争辩,不如说在限制胎儿生命权的可争辩性,进而限制可孕女性选择权利的可争辩性。这种限制事先被套上神圣正义和自古以来的光环,光环里充满不可解读、不可伤害的“感情”,让异见者一旦冒出来就被扔到神圣和正义的反面,丧失争辩的合理性。光环战术是极难打破的,它遍地开花,我们可以叫它“精致的原教旨主义”。而解构原教旨主义的努力是进步或激进的平权倡导。在抗议反堕胎的声浪中,我们听到的是女性基于身体自主而要求的政治生命的自治。从与生殖相关的性到与权力结构相关的性别,是具体到抽象的升华,是认知上的质的飞跃。

性中包含的健康问题无时无刻不牵扯着话语权的争夺。若俄亥俄州官方声称自己仍然拥抱保护(怀孕)女性健康的宪法基础时,这个基础恐怕已经萎缩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假设。然而即使最高法院枪毙了“心跳法案”,女性维护健康与发展的人权仍有漫漫长路要走,毕竟在过去20年的观点统计中,美国民众对少数族裔和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持续走高,而对堕胎的看法却维持了20年前的水平。

美国公众对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堕胎自主权的“Roe v. Wade案”的态度,也在长期波动之中

这不得不令人咂舌。子宫是不是原教旨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用法律为子宫内外的生命进行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把女性囚在以国族为范式的道德高地最持久的手段?如果答案为是,子宫同样可以是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最前线阵地。

本文作者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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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Lmendrala, A. (12.16.2016). What Ohio’s 20-Week Abortion Ban Law Will Really Mean for Women. Huffington Post.
Eaten, H. (12.7.2016). How the Public Views Ohio’s Abortion Bill. FiveThirtyEight.
O’Connor, E. (11.18.2016). Here’s How Trump’s Policies Could Impact Abortion Rights. BuzzFeed News.
Regan, L. J. (1998). When Abortion Was a Crime: Women, Medicine, and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7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piro, E. (12.16.2016). John Kasich's 20-Week Abortion Ban is a Devastating Blow Against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Paste Magazine.
Smith, S. (1992). Abortion: Every Woman’s Right. Socialist Workers.
陈宜倩. (2013). 尊重生命尊严、堕胎权与女性人权之论述生产与社会变革:美国最高法院Gonzales v. Carhart一案评析, 《欧美研究》第四十三卷第三期.

※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邓蔚玲。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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