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弟仍是工人

本文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家)

在乘坐“灰狗”穿越美国各州旅行时,我一位朋友听到身旁两位美国黑人平民(他们的穿着、谈吐以及乘坐灰狗本身都证实了这一点)的谈话。当其中一人说到自己女儿考上了大学时,另一位以惊讶的语气问:“Why?”(为什么?)

这番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一个孩子能考上大学,那他/她的几乎任何亲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不会去反问“为什么要上大学”。

在中国,“知识改变命运”几乎是一种信仰,尽管现在也有揶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读博读穷了),或悲叹“寒门再难出贵子”,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对贫寒家庭总是一个希望,何况,读书不好而想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更低。

然而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的特殊信念,美国平民之所以会问“为什么要上大学”,是因为这对人们自我改善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在1951年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就已说过,尽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普遍社会地位更高,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受教育也变得不那么“合算”了,有时甚至得不偿失:以前大学毕业生挣的钱比美国人平均收入高三分之一,但趋势却是收窄,对大多数美国青年来说,四年大学教育不仅“毫无必要地昂贵”,而且也“不为社会欢迎”。

在英国也是如此,一个大学毕业生平均大致要花一年时间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而大部分低薪工作即便你没上过大学也能被录用并胜任;如果你想跻身精英阶层,仅仅“上过大学”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靠你自己再努力也不够。

在这里,教育体系和文化实践不是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是讽刺性地服务于阶层固化;在校读书并未带来平等,反而强化了不平等,包括一种尤其让人挫败的意识:一个人没能提升阶级地位只能怪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西方社会的年轻人普遍感到没有希望,发展出一种愤世嫉俗的哲学或在街头发泄怒火,因为只有这些是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地去做的。


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弟仍是工人?在对英格兰传统工业城镇汉默镇上的12位中学男生(他们自称“家伙们”)深访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那既不是他们笨,也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主动选择了走上父辈的老路。

他们为何“自甘”如此呢?答案是:能融入主流精英的人数太少、机会太小,其结果,剩余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强化了对自己出身的认同,发展出一套对抗权威和主流文化的“反文化”。他们由此相信“体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种男子汉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则是女性化的”,即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仍被视为“无聊”或“娘娘腔”;无论那些“书呆子”们成绩多好,都还是被他们视为被动的、驯顺的,文科尤其是女孩子学的,对诗歌和戏剧感兴趣则绝对是娘娘腔。通过逃课、反文化和抵抗学校课程,他们把自己设想为具有男性气概和反抗意识、更酷的一群,这也会吸引一些女性,学校中这些逃学的小混混约会女孩子的数量确实多得多。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最终使得他们丧失了从事中产阶级工作的资格,到头来造成了一种底层社会角色的自我诅咒:“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为有效地让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

这并不只是几个逃学的坏男孩的妄想,而和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就像《不平等的童年》一书所证明的那样,中产阶级的孩子往往从小就受到不一样的系统教育:他们与父母(所有权威的原型和化身)的关系更为平等对话而非对抗;生活的安排更具条理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这可以解释为何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会对权威(老师和学校体制)采取那样一种对抗、排斥的态度,并蔑视、排斥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们,甚至还自认高人一等,因为在他们从小习得的社会氛围中,自主、个人化的和坚毅气质才是最值得推崇的,知识则谈不上有多少用处,至少不如经验有用。

车间文化原本就具有一种强烈男性沙文主义主题,推崇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艰苦面对危险的工作;工人们也普遍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一个车间里的大幅标语是“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工人中间充斥着关于纯粹理论知识愚昧不堪的虚构故事;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一种对文凭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即获得这些文凭要在时间、行动、参与和独立性上付出巨大牺牲;由于崇尚独立和勇敢面对挑战的价值观,工人子弟在成长后往往在角色上与父亲处于竞争冲突的位置。


在这过程中,父母往往通过言传身教,不自觉地成为这些价值观的媒介。但工人阶级文化的这些常见主题,却预示着这些孩子们成年后的命运:他们看不起文化知识,想做一份更自主的灵活工作,但缺乏长远规划,或者即便想“有一天”开始自己做生意但却只是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实际上,对这些工人子弟来说,车间文化使他们更如鱼得水,而它与学校文化却格格不入。

说这些并不仅仅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不是为了嘲讽工人阶级自甘生活在泥坑里——毕竟,保罗·威利斯本人就是工人阶级子弟,他是想用这样一个事例来反思:一个群体未能实现自身状况的改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通常来说,左派会指责那是国家和社会结构造成的,而右派则倾向于认为要责怪个人自身。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威利斯的答案并未偏向任何一方,而看出了其中有着远为复杂的深层因素:在这个已十分精巧且结构固化的社会体制下,身处从属地位的人尽管看到了文凭这个向上爬出深井的梯子,但却绕开它,怀疑它的价值,认为那是渺茫的希望或将侵占自己过多的自主性,而以一种反抗的姿态去体验,然而这也没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最终,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陷阱:你在其中越是挣扎反抗,就越是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对他们而言,比绝望更绝望的是希望——他人给你的希望,但却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种希望。

如果你觉得这些工人子弟鄙视“书呆子”而自视具有男子气概,只是不学好而已,那么试想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也就像近代中国人对假洋鬼子和买办的蔑视:他们背叛自己的出身/民族/种族,对权威(“洋大人”)点头哈腰地驯顺,远不像更具反抗精神的人们那样具有男性气概,他们就算因此生活得更好,也不值得羡慕。

在《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一书中,芝加哥的贫困黑人也抱有同样强烈的人生观:他们将“打着领带去上班”的那些黑人中产阶层称为“非裔美国人”,而自己则是“找不到工作”的“黑鬼”,因而美国学校里学习成绩好的黑人孩子常常受到其他黑人学生的疏远与排挤,嘲笑他是妄图想“变成白人”。

这还不只是James Scott的名著《弱者的武器》中所描述的那种消极的对抗,而是一种主动的反抗意识,这意味着更难以消解这种内在矛盾。看似奇怪的是:由于阶层固化而对改善自身不抱希望的这种愤恨与反抗本身,这种想要树立自己主体性的努力,反倒更强地对阶层结构起到固化作用。

显然,这种情绪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由此带来的文化实践大大地打击了现世努力的积极性——既然融入主流并自我改善是妄想和不义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然而这并不能只是责备这些男孩子们自己,因为这本身意味着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的森严和社会文化的问题,以及教育公平性的缺失。

1920年代伦敦街头的工人子女

没有一个人不想改善自我,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向上流动的机会往往并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英国尤为严重,是因为传统上英国社会就不打算让穷人家的子女借由受教育的机会来摆脱自己的地位,“一旦有人想给最聪明的穷孩子多教一点东西,就会招来反对,小商人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子女多出一些竞争对手”(《启蒙时代》下册)。

很多英国的启蒙哲人看不起贫苦的同胞,约翰·洛克虽然思想开明,但却认为自己的教育方案仅适用于绅士阶层,建议把穷人的子女送进特殊的职业学校学点儿实用的工艺技能即可。在他看来,教育的宗旨在于巩固而不是颠覆阶级制度。

英国的教育制度长期以来也是精英式的,对平民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很迟才形成国家办学体系,以至于被教育学家普遍视为在各项标准上都落后于西欧各国,在公立教育体系方面更是落后于欧洲大陆各国大半个世纪以上。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70年之前还没有一个充分的公立教育体系,义务教育的落实要到1880年代,小学一直到1891年才完全免费,又等到1902年法案颁布,才出现了国立中学,高度统一的教育管理体系才得到巩固。

不仅如此,英国人长期存在反对教育贫民的声音。英国慈善学校的倡导者Benjamin Shaw在参观完美国之后,于1817年写道:“一想到在我的祖国,伟大的不列颠,还有这么多人反对贫民教育事业,而且还认定我国的体制是无可争议地好时,我就感到羞耻。”当时美国人A. Potter更曾直率地指出:“英国忽视了劳动人民的教育,其结果是——英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和流浪汉。”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直至1944年的教育法案,才促使英国中等教育向来自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开放。但到了1960年代后期,执政的工党政府建立起新的全面教育,其结果,任何有经济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公立学校体系而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

和当下中国一样,英国也有学区房,也有着教育资源上的竞赛,以及高等教育中的过度补偿:设法从公立学校选出优秀的孩子,但不顾那些学校往往无法为孩子们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来应付这一竞争。相比而言中国略微幸运之处在于:作为科举传统和相对平等社会的遗产,中国平民阶层的孩子尚不至于像英国的工人子弟那样,认为自己的人生在一开始就难以看见向上攀爬的机会。

在英国这样一种保守倾向的制度下,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那希望既不使人完全绝望(毕竟社会阶层也不是种族、种姓等完全难以打破的壁垒),又不会满足大多数人——简言之,处于某种“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下。

工人阶级子弟采取这样一种姿态,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很可理解的,不过,书中所访谈的都是男性学生,那么女学生呢?从北美华人社会来看,往往女性还更能接受并融入主流社会,因为她们并不那么在意捍卫“男性气概”(小混混们指责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女气”也许不无道理)。而这又何止是学生们如此?

如果国际社会也是一个班级,那么,日本可说是“优等生”,而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则是接近于强烈反抗的“家伙们”,至于中国,众所周知,在抗争了三十年后,我们选择了“与国际接轨”,接受了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向上爬升的道路。

      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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