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住房对社会经济、人口学特征和政治的影响

摘  要

本期推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Jane R. Zavisca和威斯康辛大学Theodore P. Gerber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6年)上发表的"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Hous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文。作者认为,尽管许多文献检验了住房对诸如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政治的影响机制,不过相关文献大多只是探讨了住房所有权的影响,研究对象集中于美国和西欧。尽管相关的研究方法在不断改进,但还需要对住房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多的关注。另外,作者强调,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超越美国,采用国际比较的视角,并使住房状况的概念内涵更加丰富化。

引  言

住房一直是社会学中一个研究不够充分的领域,它通常在社会学有关财富、邻里影响、按揭贷款、住房缺乏、住房市场的种族歧视等等研究中友情客串一下。但是社会学家常忽视了住房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来源,当住房在代际间进行传递时,它也是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作为日常生活和家庭动力学的关键领域、美好生活的基础、社会的连接点,住宅对于主观幸福感、家庭构成的决策、政治取向和行动有巨大影响。大量文献检验了住房对生活一些方面的影响机制,这些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结论大多发表在住房研究、城市研究、公共政策和经济学期刊上。本文介绍社会学者有关住房产生的影响的研究,研究面临的挑战,以及研究展望。并介绍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研究,因为要想理解研究的社会背景,比较的视角非常重要。

本回顾的结构如下:首先,构建住房状态的概念;其次,从四个方面来评估住房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学特征、政治结果;之后讨论了因果关系这一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排除了住房如何影响健康、工作等方面的大多数文献。

住房状况的概念化和影响

在住房状况的文献中,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和产权相关的住房拥有状况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社会学家常将住房概念化为财富的组成部分。这种将住房商品化的倾向或许会导致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有所减少。并且,这种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或许不利于人们理解住房能够塑造信仰和行为:住房是一种有使用价值的耐用品,是生活状态的展现,家庭构成和再生产的地方,以及政治不平等或者合法化的来源。因此,应该将住房状况的概念多维化,住房状况不仅仅包括住房产权,还包括房屋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应该将住房产权、数量和质量对人们的影响放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来探讨。

住房产权

自有住房作为家庭财富的最初来源,在社会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像其他财富一样,住房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平稳、延长投资时间、代际传递来影响生活机会。具体而言,房产能够扩大财富对诸如教育、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分层的影响;它作为一种投资时,对和财产有关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等行为也会产生影响。

不同于其他财产,住房是一种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的消费品。它是自我扩展的具体化,也是个人属于某一群体从而区分其他群体的标志。拥有房产能够促进个人居住稳定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是个人安全的保障。拥有房产或许也有助于建立起个人的群体归属感,因此增加了非经济性的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

或许这些影响并不是拥有房产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住房商品化的结果。自己有住房是一种优势,租房和住公房则是不安全的,并且被污名化。这种自有住房的优势,以及没有房产的劣势被称之为“住房所有权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ome ownership)”。这种不平等反过来促进了住房的阶级化,也就是基于是否有住房这一物质利益的政治分层。尽管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已经不再使用住房阶级的概念,但泽林尼将这一视角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对后社会主义的住房分层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大量的研究用此机制来解释拥有房产和利益结果之间的关系。

产权之外:数量和质量

住房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家庭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不平等。

住房数量涉及到居住空间,可以具体化为有多少房间、居民的居住分布。居住拥挤会使人产生压力,影响到婚姻关系、生育决策和孩子的幸福。既有研究普遍用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或者房屋数量来测量居住拥挤情况。这种测量尽管是有价值的,但没有考虑到居住拥挤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或是个人的主观期望。人们对拥挤的感知不论在哪种文化的社会中都是共通的。因此作者认为,用于私人的和睡眠的空间布局和机会也可以用来测量住房数量,比如每个房间住着几代人,除卧室外的个人居住房间、厨房面积,因为这些和一般家庭生活需要的空间是相对应的。

而住房质量,比如建筑材料、设施、家具和区位特征(住宅位置、生态环境),通常会影响幸福感。

总之,作者认为住房状况需要考虑三个维度:住房质量、房屋数量和住房产权。这一概念可以适用于有关住房的跨国研究。

住房和幸福感

住房对幸福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在美国,拥有房产通过实现了美国梦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通过身份感的获得提升了自尊,通过自有住房的体验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感。然而,这种住房的社会心理影响并不仅限于有房产者:任何能够提升安全感、自主感和舒适感的居住安排都应该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相反,不安全、不自主、不舒适的感觉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一篇有关住房和幸福感关系的文献回顾(主要回顾了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住房和幸福感之间的主要机制是住房满意度,它反映了住房条件是否符合个人的期望。

许多研究发现,自有住房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区位以及财富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关系。然而,这些文献多来自于对英裔美国人国家中有房产的中产阶级的研究。有质疑指出,这些研究是否可以推广到租房群体、普遍有房的区域以及住在质量低劣住房中的群体。不过这种正向关系在整个欧洲都成立,包括那些租住在高质量的房子中的人,以及住房所有权正在转变中的中国。

这种自有住房和幸福感的关系尽管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比如,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控制了收入、住房质量、健康后,有房产者并不比其他人以及花更少时间在娱乐活动上的人更快乐。并且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一项英国的研究发现,拥有住房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消极影响,因为它限制了工作的变动。对于低收入的苏格兰人而言,住房质量、居住环境和自主感比拥有房产更重要。另外,拥有房产对美国少数族裔、中国和拉丁美洲不同性别群体、德国人的经济压力、荷兰的社区设施、欧洲住房的国家拥有率的影响都比较小。

在相关的机制解释上,许多学者认为,拥有房产有利于提升个人安全感。比如,在中国住房所有权的情况不同,人们将面对不同的法律和经济风险。伴随着不安全感的提升,生活满意度会下降。另外,安全感也是租房者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对于澳大利亚的老年人来说,住在公租房中比租私人住房的自主感要高得多,因为公租房更安全,也更便宜。

然而,尽管有很多文献检验了房屋数量和住房质量对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检验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过,一些研究会将住房质量和房屋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有研究表明,拥挤导致压力和低主观幸福感,居住面积和拥挤度可以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改善住房质量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比如在墨西哥从泥土地住宅搬到水泥地住宅,在苏格兰改善家居装饰。

总之,尽管在很多环境中,拥有房产和主观幸福感相联系,其因果机制仍不够明确。除了对英裔美国人、欧洲和中国的研究,很少有有关房产影响的研究。而对于住房质量和数量的研究则集中于贫困地区。很遗憾,对于富裕地区住房质量和数量的研究还是缺乏的,因为住房质量和主观幸福感被假定为是房产拥有和一系列其他结果的中介变量。

住房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已经研究过住房会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财富、工作和职业流动性、孩子的幸福和成就。大多数研究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由于住房最初来自于市场,预测住房状况的因素,比如收入和财富,看起来也会影响SES的各个方面。相关的研究发现是否是真实的因果关系尚存在争论。

财富:通常认为,住房对社会经济地位有影响,其主要的机制就是它是一种财富。在美国,总体上有房产的人比没房产的人更富有,对于低收入者和没有其他资产的少数种族房产拥有者而言,房产是其财富的关键组成部分。即使是房产市场衰退时期,房产拥有者的住房和非住房财富优势也一直在持续。只要房产的价值大于抵押贷款债务,房产就可以增加净资产。然而,房产有可能像其他投资一样,无法被支付得起。低收入家庭常常在房产上投资过度,从而以亏本的价格将其出售。一项欧洲的比较研究也表明,拥有低质量的住房会导致经济困难和积累财富的能力受限。

另外,房产能够作为养老保险来储蓄,尤其是在基于个人资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比较差的社会中。房产不仅影响家庭财富,还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一些比较研究还检验了住房制度对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更广泛影响。比如,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住房的私有化有助于缓和财富不平等,因为公有住房比其他私人财产的分配更公正。不过,私有化也会伴随着住房不平等,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在住房私有化过程中会得到更好的房子。

工作和教育:有研究认为,拥有住房提高了失业率,因为住房作为不动产,会影响工作的流动性。许多文献检验了住房如何影响儿童的福利,包括教育获得。许多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与孩子的认知发展、亲社会行为、学业成绩、毕业率之间具有积极联系。其潜在的机制包括居住稳定性、居住社区的学校环境、财富积累、社会资本、对有房产的满足感、父母的福利、良好的住房环境。并且,住房质量和房屋数量对学习也有重要的影响。

住房对人口学特征和政治的影响

住房状况和一系列的人口学特征相联系。大多数研究将住房作为因变量,检验生命周期中的事件如何影响住房变化。然而,人们很少将住房条件放入模型预测人口学特征。不过20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家为人们理解住房状况,尤其是住房产权和成年、结婚、离婚以及生育之间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住房和家庭形成:很少有研究检验住房如何影响孩子成年关键期离开父母家。不过,一项对欧盟成员国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拥有住房与离开父母家之间是有联系的。也有研究者假设房产影响结婚的几率。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很难得到验证,决定结婚和住房或许是相互影响的,买房子或许是因为要结婚,而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

住房和离婚、生育:拥有住房看起来更不可能离婚,但是其原因还不清楚。也许拥有房产可以是婚姻投资的一种形式,它增加了分手的成本。也有可能它仅仅反映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承诺——关系稳定的夫妻更可能买房子。很少有文献表明,住房状况对孩子数量和出生时间有决定作用。

住房对政治的影响:住房产权影响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也会影响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形态。

住房影响的研究设计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几乎不可能有研究设计对拥有住房的影响能进行可信的估计。不过后来的学者还是发展出一系列技术来处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估计因果关系。相关的技术包括:实验室试验、准实验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EM)、以及定性的过程追踪。

比较的视野

有关住房影响的研究可以从比较的视角获益。上个世纪,大多数住房影响的研究来自于美国,很少涉及其他发达国家。现在更多的研究来自于西欧,也开始出现来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不过,跨国比较的研究通常限于英属美国人和欧洲。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认为,通过研究设计可以识别住房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比如,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后,这些社会中大量公有住房的私有化被归因于市场的强大力量。迅速增加的有关中国的研究普遍认为,住房私有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不断增加的私有住房是一种政治转变的潜在反映。

研究展望

过去有关住房,尤其是住房产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不过相关学者仍应该把住房状况看作是多维度的,而不仅仅重点关注住房产权。也需要关注宏观的住房制度,这有益于住房政策的改进,因为住房状况会影响一系列社会政策。如果说住房是不平等的一个原因,住房政策的改进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

社会学家是能够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住房研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还很少。是时候将住房状况作为一个分层的维度,来识别它给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学特征、政治带来的可能后果。社会学家能够运用因果关系的理论和模型,通过比较和历史的视野、多种研究设计,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Zavisca, Jane R., and T. P. Gerber. (2016). 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Hous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 Rev. Sociol. 42.347-367.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李潇晓。本文为合并版本,原文链接请分别点击(上) (下),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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