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驳斥、持久性群体认同和偏见减少

摘要: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Salvador Alvídrez等学者,研究在线群际接触(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对关于外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并尝试建立了假设的接触模型。研究通过操纵群体认同(持久的民族认同和非显著群体认同)、驳斥(和证实)刻板印象的行为,在由内群体成员构成的虚拟小组中,检验了该模型。结果显示:当参与者意识到他们的永久身份时,驳斥(刻板印象的)行为通过对个体外群体成员吸引力的调节作用,减少了偏见,但,刻板印象没有被该行为影响。这发现表明,只要参与者在短期在线互动中意识到群际身份,CMC中接触效应的泛化更易发生在态度变量,而不是认知变量。

问题提出

为了推进对CMC中群际接触潜在好处的理解,作者旨在研究群体认同和外群体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可能有助于减少对整个外群体的偏见。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接触模型(图1),包括三个假设:


假设1:外群体成员个体的驳斥行为,将导致对典型性的感知,这反过来将与对外群体的a)刻板印象的和b)偏见负相关。

假设2:外群体成员个体的驳斥行为,将导致对吸引力的感知,这反过来将与对外群体的偏见而不是刻板负相关。

假设3:调节变量和对外群体的偏见之间的关系,在非个人化的状况下比在个人化的状况下更强。

研究过程

参与者是出生于西班牙的、中部一所大学的不同专业和背景的104名大学生,实验在设有台式电脑的独立教室实施,采用最新版本的PISCO软件。实验前15天,完成前测问卷调查。

在线任务分为三个连续阶段:介绍阶段,每个参与者被要求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成员照片显示在电脑屏幕左边,其回答在照片右边的文本框。第二个阶段通过让成员解谜题并计分,激发本群体认同。最后讨论阶段,PISCO程序每六个成员一组,模拟随机配对:无一例外地,每个实验者被与拉丁裔成员(厄瓜多尔)配对,并通过使用基于文本的即时通讯工具,讨论一些西班牙社会的争议性话题(比如对天主教堂的特殊税务)。这个活动旨在凸显拉丁美裔作为西班牙少数族裔之一的状况。主题讨论一结束,参与者完成后测问卷调查。调查总体平均持续60分钟,第一第二阶段大约30-40分钟,第三阶段20-30分钟。

实验操控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持久的群体认同。国旗被用来灌输在非个人化状况中持久的民族认同(五面西班牙旗帜和一个厄瓜多尔旗帜)。此情境中的参与者被认为既分享持久的(种族)身份,同时也分享暂时的(当地的)身份。同时,为了对比显著性的程度,一个控制组将通过曝光参与者的面部照片,得以个别辨识,此状态下的用户不被认为具有任何身份。

一个是行为操纵,创造了两个虚构人物:拥有西班牙长期居留权的,和拥有西班牙国籍的厄瓜多尔移民。这两个虚构人物,基于两个正面特征(善于交际的,开朗的)和两个负面特征(大男子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其行为表现或者证实刻板印象,或者驳斥刻板印象。扮演虚拟人物的合作者行为在第三阶段出现:比如,证实型合作者做出更“友好的”评论,讨论更多的私人事务以留下善于社交的印象,表达对允许女朋友和其他男人做朋友的不认可;频繁地引用道德和上帝,显示大男子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相反地,驳斥型合作者更注重行为落实而不是表现得善于社交;在主题讨论中表达科学的观点而不是宗教观点,持续为捍卫性别平等发声。所有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四种状况中的一个:证实-个人化的,证实- 非个人的,驳斥-个人化的,驳斥-非个人的。

测量使用了Pettigrew& Meertens(1995)的偏见量表、McCroske & McCain(1974)的社会吸引力量表、Spears, Doosje& Ellemers(1997)量表测量典型性,对持久群体认同的测量则借用了Hogg & Hains(1996)的国家民族群体认同量表。

研究结果

认同操纵和行为操纵经检验均有效。假设模型使用AMOS 21 (Arbuckle, 201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图2)。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假设2得到完全证实。假设3的检验中,实施了多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在非个人化状况下,从吸引到偏见,被感知的典型性到偏见的路径显著不同于个人化状况下的路径。即使在持久种族认同显著的状况下,刻板印象驳斥通过吸引力的调节发生了,被感知的典型性仍停留在相反的方向,所以,假设3得到部分证实。


讨 论

该研究调查了群体认同和外群体个体成员的(刻板印象)驳斥行为之间如何交互作用,减少CMC中的偏见。

与面对面接触的理论假设一致,当拉丁美裔成员符合自己所属的外群体的刻板化特征时,他的虚拟搭档将他看作所属种族群体的典型,而当那些刻板特征是驳斥性的时候,他好像具有较少典型性。此外,当积极接触效应受吸引力调节的时候,群体显著性和认同的差异导致其泛化。这个效应不仅为重新分类原则提供支持,促使意识到次群体身份的参与者可能支持将接触效应拓展向群体的其他人,也向在非个人互动中的前外群体成员群体再分类SIDE模型泛化。相比之下,在个人化条件下的成员没有确定任何显著的群体类别:那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没有接触的泛化。

另一方面,虽然旗帜在保持次群体成员认知方面和逐渐灌输持久种族认同方面是成功的,但即使接收到驳斥信息,参与者的刻板看法仍纹丝不动。视觉暗示类别可能已经激活了与拉美少数族裔有关的刻板印象,但是他的行为不受典型性调节,从而没有观察到刻板类型特征方面的变化。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当驳斥性合作者被看作他的少数族裔的典型时,他的认知事实上脱胎于刻板印象。被感知的典型性的调节效应通过展示驳斥行为和典型性之间的负相关,而和偏见之间的正相关,为这个解释提供了额外的支持。类似于Wolsko等人(2003)的实验,这也是有可能的,互动的时间太短,不能产生将驳斥行为和他的群体成员身份相联系,形成清晰的印象,所以刻板印象有点冻结。 这些结果为沟通技术的乌托邦视角提供了部分支持,它将互联网看作一个群际关系发展的理想空间,绝不同于实际环境。虽然长远来看,态度上的变化被认为不会持续,该研究中最初的正面印象可能有助于保持或增加接触的意图。在这个意义上,CMC潜在地为对面对面接触的初步干预提供了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因为地理、社会、身体或个人的障碍,没有机会和其他群体的成员接触的边缘人群。

该研究的实际意涵在于,虽然展示的是特殊类型的行为,但只要它发生在一个有监督的和预组织的在线环境中,这个接触就是有效的。引入合作性任务,提供制度性支持,群体规则清晰,这种结构性接触能够比非结构性接触带来更积极的结果。同时,这种受到监控的CMC中的次群体意识可能补足短期在线互动中的潜在接触效应,这类接触将逐渐演化成为面对面接触。

局 限

第一,互动时间可能已经减少了对刻板的看法和被忽略的驳斥信息的注意。为了让参与者对外群体同伴产生更全面的印象,未来研究必须投入更多时间进行CMC接触。

第二,接触效应的检验存在偏斜。为了发现每个群体CMC中的接触效应如何变化,未来研究应该检验多数和少数群体,包括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随着他们污名化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的看法的改变。正如Harwood (2010)所建议的,研究接触的调节形式如何转化到传统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提高或改善群际关系。

虚拟通道的群际沟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通过理解个人和社会认同如何与科技特征相互作用,沟通如何被这些方面型塑,对这个媒体中的群际接触进行精确的预测将是可能的。

文献来源:
Salvador Alvídrez, Valeriano Piñeiro-Naval, María Marcos-Ramos, José Luis Rojas-Solís . Intergroup contact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interplay of a stereotype-disconfirming behavior and a lasting group identity on reducing prejudiced percep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2 (2015) 533–540.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程萍。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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