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的隐喻:为什么我反对“直男癌”三个字

妇女权益和LGBTQ族群的权益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人们对这两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合法权益没有收到保障的群体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随即导致了一批新词语的产生:直男癌、女权癌、基佬癌……各种癌,其实本质都一样,前面的字只是定语,并不是核心,核心关键词是:癌。本文无意探讨女权和性少数人群的议题,只是单纯分析癌症作为一种二十世纪广泛进入人类视野的疾病,在现代社会的语言使用中包含的隐喻性含义。

这个癌字,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形容两性关系的语境中,它是贬义的,通常被人们用来标签一类带有某种共性的人群。这个标签的使用者认为,该类人群的言行举止是错误的,让人不舒服的,甚至不可理喻的。比如一个男生希望娶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老婆,我们给他盖上一个标签,直男癌。再比如一个女生在张口闭口女性的独立人格,在家不愿意做家务,在外面吃饭希望男士为其买单,我们给她盖上一个标签,女权癌。

为什么癌这个字在上述语境中会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为什么我们如此喜爱这个字,在表达我们不加掩饰的厌恶之情?这就需要联系癌症作为一种疾病的医学特征。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对癌症在现代社会中给人带来的隐喻做了详细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癌症是一个在医学发达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现代工业社会的医疗水平大幅度提高了,很多过去具有致命性的疾病(比如肺结核)不再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威胁。然而癌症,这样一种神秘的、人们对其缺乏必要了解的、医生终究会宣布治疗无效的疾病,大大唤起了人们的恐惧感。癌症在当今语境中的用法亦然。当我们给某一类群体贴上“癌“的标签,除了表达我们对其立场和价值观的不认同以外,还增加了两重含义:我们不知道该类人群这样荒谬的想法从何而来,以及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和癌症一样无药可救,无法治愈。

作为一种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入侵身体的危险且神秘的疾病,癌症即使在医学上不具备传染性,在道德上也会被认为具有传染性。许多被确诊的癌症患者发现亲友队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当我们认为一类人群患有思想上的癌症时,我们同样避之唯恐不及。我们轻易地放弃与其讨论、互动、争辩的能力,只用一个“癌”字就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癌症不仅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罪恶。我们在充当法官给他们宣判死刑的同时,还在道德上占领高地。他们是多么无可救药,我们是多么健康。正是因为他们无药可救,所以我们要离他们远一点,免得自己被传染上。似乎思想是那么容易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似的。

癌症是邪恶的隐喻,我们用它来比喻我们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认为不正确的事物。当我们用癌症标签某一类人群时,仿佛他们和邪恶的、没有节制的、极具扩张性的癌细胞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对社会造成着危害。我们认为是他们的观点造成了社会混乱。在当下的语言使用中,癌症不仅是一种道德评判,更是一种心理评判,我们视那些“癌”群体为愚昧无知、顽固守旧的种族,指责他们不够理性,没有遵守特定的秩序。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癌“群体是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因此有人认为,大量“癌”类词语的产生,是为了以夸张的效果来呼吁人们对现实作出更科学理性的反应。

但癌症的隐喻果真没有问题吗?在如此多重大、严肃、关乎社会每一个成员切身利益的议题面前,在我们感到了不正确、荒谬、甚至是邪恶力量的时候,如何严谨地谈论这些议题?用桑塔格的话来说,“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禀明常常被当做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

我们缺乏一套理智且精确的语言来谈论这些严肃的议题,因为这样一套语言需要经年的学院教育和枯燥的思维训练才能获得,而诱人的癌症的隐喻就在那里向我们每个人招手。它是那么廉价,廉价到不需任何代价就能轻松获得;又是那么粗糙,因为它时刻引诱着人们去把极为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并使人感到一种快乐的狂热,因为他们成功地通过另一个群体的愚蠢错误凸显了自己的光荣正确。

癌症的隐喻太诱人了,因为它召之即来;又太危险了,因为它除了发泄愤怒、抢占道德高地和制造自我优越感以外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在本世纪之后的时间里,医学技术的进步能最终破解癌症的密码,降低癌症的死亡率,癌症变得不再神秘了,只有这样,癌症才能免于被当作隐喻的命运。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在上述医学革命到来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我们淘汰了。
作者简介
缪冬,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哲学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妇女文学和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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