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失败”的公益项目,值得每一位NGOer反思 | 干货

“面对错误是为了放下包袱更好向前。承认失败,可能会窘迫、会被人指责,但更有可能,令NGO和服务对象都变得更好!”

公益项目的成功经验我们听得多了,但“失败”故事我们听过几个?下面,一位社区发展工作者将和大家分享她的“失败”故事,从失败中,我们也许能收获更多:


说出这段经历,我有些纠结。我带着对社区的想象进入公益,推进项目,项目做好了社区矛盾却加剧了;即便接受过系统的参与式理念、方法和项目操作的训练,但这些在当时却不能足够指导我去应对那些情境。 

初长成的NGOer:
因何进入,学到了什么?
我在2006年毕业时,带着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不了解农村社会就不了解中国,想要更真实地认识我们所处环境”的期待,加入了某国际发展机构的青年发展项目,撞进NGO至今。

作者照片

第一年,在贵州的县项目办公室做志愿者,那时经常往村里跑,3个人负责20个项目村,每月经常是半个月以上都在不同村里,经常加班,却很快乐、很有干劲。

一年志愿服务结束后,加入机构成为项目办官员,也很受赏识,参加了很多学习培训。在社区实践,推动集体议事和练习参与式社区规划的过程中,跟着学、自己做,学到很多有关项目周期管理、项目运作的经验。

刚工作那几年是让人怀念的——纯粹!看到我们工作给社区带去的改善,和村民的关系感情也在一点点增加,没有筹款的压力,没有现在行业内这么多的声音搅动人心,可以比较专注地做事。

但是否有了这些理念和操作框架,也经历过专业训练,就可以高枕无忧、照搬复制,做好社区工作了?要讲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遭遇当头一棒喝?


从图中看到了什么?大家积极参与、投工投劳,分工协作很团结,是吧?一个快要建好的活动室,可是建完后呢?

这是2008年发生的事,我在这边已工作两年,负责新启动的妇女发展项目。

这个项目面向所有村,我们到各村做项目宣讲,征得村子同意后,选举妇女带头人/项目联络员,通过培训提升她们的能力,来推进各村妇女小组建设,并依托小组开展妇女健康、农技学习活动、妇女主导的村级项目实施等等。

项目照片

大部分的村子都响应积极,G村就是其中之一。G村坐落在贵州山区,全村92户437人,都是苗族,唐姓,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节日多,有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分大寨和新寨两个自然村。(2004年机构进入村里时的统计数据)。下图展示的小砖房是大寨的碾米房,也是机构进入后支持的第一个社区项目。


妇女项目实施,新寨妇女被选为G村的妇女带头人,两个寨子成立了各自的妇女小组,组建和活动推进都很顺利。全村妇女还一起集资搞三八妇女节活动、成立刺绣小组,关系很融洽。然而,因为修建村妇女活动中心的事,妇女们的关系一朝回到解放前。

为什么建活动中心?因为妇女小组活动没有场地,都是在各家轮流开会活动,村委会也不能随时使用。当时只有新寨能协调出空地,况且村委会离大寨近,更便利大寨妇女的使用,于是妇女带头人跟妇女们商量后,向我们提交了在新寨修建场地的申请,机构支持了1万多,妇女集资了1万多,投工投劳建好。

但建成后,大寨的妇女们却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支持在新寨修建,自己的寨子却没有。尽管大家知道活动室是以村名义申请的,全村妇女共用,但实际上大寨的人都不去,还是新寨在管理和使用新活动室,因此两个寨子就这样渐渐疏离,妇女间集体活动和往来也少了。

期间,还发生一个事,我们做妇女健康学习活动时被叫停。后来了解到,是村委跟乡里反应我们活动不合适做,以致学习活动只能终止。

我很懊恼,对于活动室,尽管做了协调,说明是集体共用的,但结果还是一样。我还曾在内心责怪妇女带头人,是不是偏心自己寨子,组织村民讨论时没做到位。

但其实是我的问题,为了赶在年底完成项目进度,过程中也没适当介入和去了解讨论情况,就批准了。对于村委的反应,包括不能随意使用村委场地,我和同事们也没有积极应对,采取了回避、放之不管的态度,交给妇女们自己去处理。

这些事像当头一棒,一个村尚且如此,我们还同时做十几个、二十个村呢,在项目活动做成的背后,还有多少细枝末节和可能的冲突不被我们知道或被忽视?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也一直在思考,为何没有做好?

从错误中反思和学习

缺乏整全的、历史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村庄的复杂关系。

社区的矛盾,原来就有。在2004年机构支持村里的第一个项目修建大寨碾米房时,就留有遗憾。

当时在大寨建成后,新寨也建了碾米房,但新寨建成后却因为选址不当和管理不善,废弃在那,只是出于攀心并非真实需求。再后来机构推动村里集体做苗年节活动时,也因两个寨老早前的冲突和奖品分配问题不欢而散。

尽管我没有亲历这两个事,但刚到这边时,同事有跟我说过,只是那时候把社区关系想的太简单,没有琢磨深究的意识。

以至于妇女项目启动,我还简单认为这是个聚焦妇女的项目,跟过往历史和其他群体不会有过多关联,可以有新的开始。

但实际上,村里的任何人和事哪能这么割裂来看?费孝通先生早在《乡土中国》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因为所处关系与不同的人连接,像水波纹一样延展,人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链接。项目中的妇女,处在家庭、社区、亲戚、朋友圈子里,又如何避免?寨子间的矛盾必然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家里的每个人。而建碾米房,这样的攀比心理也反映到活动室修建,要么都有,要么都不建。这种心理跟是哪个群体无关,也有其文化属性。

生硬操作项目运作机制和参与式,忽视对社区权力结构的了解分析。
村委为什么给项目活动制造障碍,不给使用村委会?

后面我们了解到,一则,机构早前在选择村里社区协调员时严格遵守“协调员避免村委担任”这条原则,且在没有充分与村委沟通交流,未获得村委支持理解的情况下,硬选协调员,加剧了协调员在开展社区工作时的难度;

二则,妇女项目实施后,随着妇女更自主和活跃地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村委感受被架空的危机感更加剧烈,自然会对项目、对机构产生警惕和制造阻碍。而我们,当时涉世未深,又过于关注社区项目,并没有意识和主动意愿去化解矛盾,也不擅于与不同利益相关方打好交道,在应对矛盾中没能让寨老、老师等社区关键人物积极发挥作用,减缓冲突发生。

项目照片

另外,在推动参与式时对议事过程也有所忽视。尽管妇女活动室的修建是妇女带头人和妇女们讨论后提交的结果,但过程中的讨论质量如何?参加讨论的妇女都有谁,能否代表所有妇女,让所有妇女都知道决策这事本身?参与的过程是如何决策,是不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表达了意见,是不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如何被鼓励表达出来,又如何处置回应?(框式)

如果当时我介入更多或能够推动议事过程更深,建设活动室前听到更多妇女们的意见表达,应会有更好的结果。

追求所谓的项目结果而忽略了人:人和社区组织的发展才是衡量社区成效的关键。
尽管这是机构所倡导的,但在这么多村子,有这么多项目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陷入繁琐的项目管理中,要赶进度,看项目结果有多漂亮,没有时间也没有恰当的方法去反思自身,便不知不觉走偏,忽视了人的发展,远离初心。

我也一直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些成熟的理念方法不能够帮助我去应对和规避矛盾?也觉得很遗憾,这个项目曾经促进了社区关系的融洽,却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处置不当和“忙”,而加剧了矛盾,让融洽变成昙花一现。

直到慢慢接触到人类学的一些人和书籍,包括反思西方发展援助项目、反思参与式的一些书,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再进行反思以后,我开始理解到——深入理解社区,社区中的人、关系对于做好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视角的养成,与我们过去所说的以人为本、参与式赋能的理念一致。

关于文化视角
整全的、历史的,关注社区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帮助更好地理解社区和人的视角,就是我理解的文化视角。这也是社区工作专业性的体现,对社区人和关系理解程度,是我们能否做好社区工作的关键和前提。 

而社区的人和关系,就嵌套在其所处的文化之中,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凡人类因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及习惯。(泰勒,文化人类学)这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任何社区都有,是在人所处的地域和生活中不断积累的。(威斯勒,文化人类学)


那么如何提升对社区文化的认知?推荐上图中这个框架——理解社区文化的三个核心两种表现(内容引自芬芳文化研究院的牛见春老师,图是作者所画),中间的三个部分:伦理秩序、信仰崇拜、审美艺术,是社区文化的三个核心,具体来说:

(1)伦理秩序:如社区男尊女卑的传统、寨老、有宗族等,会帮助我们看清社区权力关系,知道谁说的算,在做项目中可以知道如何利用关键人物,规避不必要的冲突;
(2)信仰崇拜:如了解村民为什么迷信巫术,生病要驱鬼,在推动健康观念、教育项目或许会少一点碰壁;

(3)审美艺术:如苗族刺绣会更多选择其生活劳动场景、花草动物等,那么在做推向市场的刺绣产品时,可能要更多考虑如何在乡村审美与市场需求中找到平衡。

而要理解到这三个内容,往往不仅是靠快速调研和参与式需求评估所能获得的,需要我们深入观察,观察当地的节日习俗,和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比如出生、成年、死亡等,这是乡村文化的两种最佳表现形式。比如,你仔细琢磨村里的婚礼,你会看到村民们自己如何分工、谁在主事、有什么管理秩序、当地的习俗和人们喜好等等,然后你可能在工作中会进一步琢磨,怎么会有这些制度,为什么要听谁谁谁的,这些跟项目推进有什么关联,怎么结合起来。

如果再来一次?我会:
(1)更多用访谈而非一定要参与式讨论画个什么图。进入某个人家,我会多一些唠嗑,从了解家里的亲属关系开始,知道他二大爷的某某某比干巴巴地问收入支出要有趣,信息也会更有价值,帮助我们与人更快建立联结。

(2)多做笔记、多琢磨,看看人们说话行动的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做参与式的话,也不会着急于讨论个结果,而是着重在如何调动每个人的参与,意见得到表达。比如妇女不参加不说话的原因,可能是时间不合适,有家务,家人不支持,不自信等等,那就需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不是标准化流程。

(3)稳扎稳打做好几个点,埋头行动之时也要多看写书,与外界多交流,避免沉浸项目本身。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主动走进多元主体,比如政府、企业等,了解别人的诉求找到共同点,知己知彼,真正发挥NGO的协调协助作用。

总体而言,要做好社区工作,现在的挑战或许更大,一方面,现在能够支持和包容员工在行动中试错,可以提供一年时间做社区调查的机构不多了,只是可惜那时候的我没有很好理解这一年的用意。

另一方面,主流话语充斥着的要求规模化、标准化、短期成效的倾向,以及筹资困境,也容易让人聒噪,陷入一味回应资源需求的怪状。但社区发展,做人的工作,真的可以规模化,可以复制吗?

项目照片

我的答案是,不可以。我的经历告诉我,项目模式不可以复制,但经验可以学习。这也是《成功之源》这本书作者开篇的话。

再回到错误和失败本身,我们能说社区发展也就是做人的工作,有绝对的失败或者成功吗?活动室有人在维护和持续使用,虽然寨子间的、社区与村委的矛盾是加剧了,但这也可能是村民问责、权利意识提升的表现。因此,我们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下绝对成功或失败吗?除非我们做社区工作只关注事而非人的发展。

如果一定要追责,内因或许源于我对高枕无忧、对自己的快速成长的信任,但更多是理念方法内化到行动,还隔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距离,需要更多行动。但从外部看,还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行业如何看待错误并愿意鼓励从业者从错误中学习?
我们如何看待成效,如何更好地平衡工作质量和数量?
机构内部如何更好地协作,促进同事之间的信息同步,而不让忙成为彼此经验共享称为团队知识的阻碍?

但在追责之外,更重要的是承认错误和学校。NGO承认失败和错误,可能会窘迫会被人指责,但更有可能,是NGO和服务对象都变得更好。

很感谢过去的机构和社区村民,在云南取经期间遇到的乡村工作的老前辈、老师,以及我的同事和共学群友们,拓展了我的行动和反思,也谢谢支持我们研究和走访的伙伴们。

推荐阅读书单: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文化人类学》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如何做田野笔记》
《民间传统知识田野工作指南》
《参与式项目评估时间指南》
《反思参与式发展》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社会资源研究所理事、研究经理,乡村公益人成长部落发起人。曾在国际减贫与发展机构工作7年,熟悉农村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农村项目实操经验。曾到越南、尼泊尔、肯尼亚等国参访和学习社区经验。

本文为社会资源研究所5月19日线上分享实录,原分享主题为《当NGO承认错误时会发生什么?——透过文化视角反思G村发展项目》。点击阅读原文,可以听作者的分享直播(密码:0519)

※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张婷婷。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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