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罗振宇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只是听起来很带感?

罗振宇在“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上进行了演讲,开场一句“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激起不少反弹。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  图片来源网络

当我把逐字稿《你们要的罗振宇“慈善+”演讲实录来了!》看完以后,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道理不得不讲。

罗振宇成了“公益商业化”
最大腕的代言人?
罗振宇说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这句话是一定会引起重大误读的。

抛开不找原文看,就望文生义的读者和罗辑思维惯用的修辞术,这句话会被或者已经被公益界严重误读的原因在于:近年一波又一波“把商业思维引进到公益”、“商业取代公益”的思潮。

(关键词句在微信上搜索结果)

这种(伪)技术输出的背景罗振宇不知道,所以不知不觉成了这套观点最新,也是目前为止最大腕的代言人。

这套观点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公益人就是好心人,空有善意但是一无是处。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目前已经被证明比较高效的商业来推动。

事实上,这也是罗振宇的基本观点。他在第一段的演讲里,抛出“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这句话以后,介绍“劳动分工”是促进现代世界百年文明发展和飞跃的秘密,借以劝勉公益同行,要把事情做的专业,才能让这个领域得到认同和发展。

唉等一下,这不就是“公益专业化”的意思么。所以罗振宇所谓“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原来是标题党啊。真正的意思不过是“公益需要更专业”。

然而,他没有说怎么才是公益的专业。一般人的解读就是“公益的专业,在于运用商业”、“商业做起公益来更专业”。目前反弹的文章,反驳的也是主要针对这个层面,厘清公益自有的专业逻辑和使命分工。公益有自己的专业性,跟商业的专业性天南地北,只是罗振宇不知道罢了。

公益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谈了和做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尤其是2008年以后,公益走上前台,规模扩大以后,专业化的讨论在业内就没有停止过。

罗振宇不知道,还把这点当做新鲜来讲,这不是罗振宇可悲,是中国公益可怜。说明专业化的议程没有深入民心,大部分公益组织或第三部门的专业性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

用罗辑思维的语言来说,很多人还完全缺乏对专业公益的基本认知。这是一个公益传播的问题,也是一个公益科普的问题。

图片来源网络

分工真的会发育出专业的公益吗?
既然罗振宇谈公益专业化,那么我就沿着他的思路推下去,分工真的会发育出专业的公益吗?很多人看不到,其实目前公益专业化的问题,真正的命门在专业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张力。

罗振宇讲公益的专业,提到他把钱捐给公益组织去做公益,就是因为相信这些组织比自己做公益更专业。这是没有异议的“术业有专攻”。

问题在于,公益要处理的分工,和商业要处理的分工,有点不同。商业世界里,分工所导致的专业性,最终以一种“专家”的形态被大家所接受。基本上,我们的教育系统就是把学生往各式各样的专家的方向培养,每个人透过证明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专业(是哪方面的专家)来体现自身价值。最后,不同的问题,最终归结为找到相应专家进行处理和解决。这种现代社会的主流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反社会参与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广州该不该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该不该花5个亿给珠江沿岸建筑装霓虹灯?这些问题,目前主流的思想是,找专家去判断和解决。但问题是,已经有大量的案例说明,这样的决策方式,民众零参与或缺乏足够的参与,是会造成各种问题的。

2009年,广州建垃圾焚烧缺乏民意基础惹争议

专家给的答案,有时候也未必是最佳的答案,又或者只是对一小撮人最佳的答案。专家治理下的社会,民间会日益萎缩,参与的缺乏加剧社会的原子化,进而造成阶层固化和隔阂。

商业的原型是交易,出发点是顾客(用户),它是一种从个人层面出发的需要。例如每个选购手机的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可以相信雷军的专业,也可以相信乔布斯的专业。专家模式天然地成立。

但公益处理的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关乎超过一个人的问题。这时候专家模式就会失灵,比如保护女童反性侵,光一个专家提出最佳解决方案是没有用的,需要学校、家长、政府等不同力量深度卷入和共同参与,才可能得到改善。


可是现在都用“解决问题”去要求公益,所以公益的专业性,最终就落实在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性上。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反参与的过程:这个问题你不要碰了,你不专业,找专业公益组织来解决吧。商业上的分工,在公益这里就成了某种推卸。

公益恰恰是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只有每个人的参与,更多的社会问题才可能被看见、被理解,最终被解决。真正为解决社会问题着想的公益组织,恰恰不想因为标榜自己的专业,而阻断了社会大众对公益的参与。

所以说,在公益的世界里,专业和社会参与是有张力的。大众期待公益组织专业,甚至期待他们独立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公益组织希望不要被过分期待,而是普通人更多地成为公益的主体,参与其中,这两点之间的矛盾怎么破?

出路可能是把对专业公益的想象,从“专家”转变成“协作者”。

公益的确在一件事情上特别专业,但它的专业不是像医生或者律师那样,替别人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种促进社区社群成员参与的能力。这种能力,不等于动员能力也不等于筹款募捐能力,而是协作的能力。

“协作者”(Facilitator)和“协作”(Facilitation)是其中一套相应技术以及价值观念体系。而这些技术和想象,都应该进入“公益专业化”的视野。

图片来源http://minddirectors.com

商业和公益真的在合流?
演讲的第二大点,罗说:

商业靠金钱推动的历史很可能就要结束了,靠资本就能够撬动经济奇迹的这个历史阶段已经走到了终了。

他举了谷歌、脸书、马化腾、马云做例子,认为这种超级人才越来越主导世界的发展,而他们做事的方式,更为接近公益。罗问: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做商业的方式,各位,你们是亲眼所见,跟做公益、慈善的人有重大区别吗?可能在制度上仍然有所区别,但是你不觉得他们正在和我们这群人在合流吗?

我是很想罗振宇说清楚,马化腾马云做商业的方式怎么和公益慈善一样。但他不说,并且觉得大家就能懂。评论区里也一片叫好。反正我是不懂像在哪里的。

是像在都搞了基金会吗?我估计罗振宇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这些超级互联网公司做的产品,到最后都是符合最大的公众利益的,是让世界更平的,是理想和情怀的,所以这些天之骄子做的到底是商业还是公益,界线已经很模糊了。(但是罗又说他不信共享经济觉得是逆流,那肯定不算他说的“商业和公益合流”,所以真的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很爪急)



姑且先假设谷歌脸书马化腾马云做的事情更接近公益这句话成立。

如果我们把商业看作由一个一个的商品交易和服务交易构成的总和,那商业只不过是描述人类社会一类行为的统称而已。如果一家公司,每一次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行为,都以公众利益为最大依归,那这家公司当然就是公益。由此可见,商业的确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是最大的公益,毕竟交易行为是人类社会最频繁发生的行为之一。

但问题是,现在的商业是不是以公众利益为最大依归?哪怕是谷歌脸书,作为上市公司,所有的决策,首要出发点是股东的利益。至于公众利益,对于一个牟利的机构来说,永远只能是公共关系和品牌形象的倒逼,考虑和妥协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所在地区的道德水平和价值风气。

魏则西事件后,百度被要求针对百度推广整改

所以,商业可以是最大的公益,但问题是没几个人愿意这么干。

哪个CEO敢说自己不是对股东负责而是对社会公众负责?哪个经理在决定生产哪种洗发水的时候,先考虑公众的健康,而不是利润的高低?即使考虑公众健康,也是因为公众合力制订的法律和安全标准在监督。相反,一个提倡消费者权益的公益组织,它的首要考虑就是公众利益。

所以罗振宇说商业和公益合流,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我想说,要真的商业肯跟公益合流,商业真的肯做最大的公益,请马上给我来一打。

但就现实来说,金钱和资本依然是对社会保有巨大的型塑力量,绝对不是几家高科技公司的发迹能逆转的。

举个最当下此刻的例子,比如我的这篇文章,如果给一些小气的行内大佬看到了,觉得这是在抬杠,让资方下不了面子,那就有可能撤销一些公益项目的资助,或者我的领导不够开明的话就会不让我发。

为什么不让,不就是对权贵和资本有忌惮吗?的确,如今竞争已经不再是只看原始资本,但资本和权力对民间的宰制却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仔细咀嚼,你会发现这样的宰制无处不在,无比频繁地发生在我们目前社会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环节里。

马云和罗振宇们的成功不靠爹妈靠智力,跟一个社会依然处在被权力和资本循环寻租的水深火热里,这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这才是当下中国真正同步发生,真正“合流”的悲惨事实。


公益与商业不同,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两者的“核心价值观”不同。那公益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罗振宇另外两句话,作者又有什么回应,明天推文告诉你。

一种“无脑”的状态
其实不妨反过来问,罗振宇会不会敢说“商业是最大的医学”、“商业是最大的学术”?他估计不敢,那是因为医学界和学术界自己有强大的知识和信仰体系支撑。哪怕是一个刚入行的医生,也不会只把自己的工作只看作生意。无论医疗政策怎么改变,无论资本如何入侵,医生自始至终被全社会接纳为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角色。

当然,近年来这个情况也不断恶化,医患矛盾日益凸显。患者和家属对医院和医生越来越不信任,是因为他们相信,商业逻辑已经取代了救治逻辑,想象医疗部门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已经被金融逻辑占据的领域,才会被社会认为是商道为王。如果医疗体系这样,人们就会觉得“商业是最大的医学”很有见地;而如果公益领域这样,人们就会相信“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换个说法,这叫穷的只剩下钱了。

所以说到底,公益界和其他所有的行业领域一样,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问,医生们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公益有什么?如果公益没有自己的信仰,那么必然就是其他的信仰和思维取而代之,公益会进入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就像一个有四肢有躯体但是没有大脑的人,永远等待指令或等待别的大脑加载。这就是小标题中“无脑”的意思。如果有人因为这个词觉得被冒犯了,我在此道歉。“无脑”只是想形象地表达这种缺失。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学界的行业道德倡仪书,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要学的重要内容

如果中国公益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的价值框架,并且让社会接受这个框架,那么中国公益只会继续这种“无脑”的状态。那“核心价值观”从哪里来?马上要开始各种各样的宣传攻势吗?是罗振宇说的“投放认知”吗?

是也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至少它不是一个从零开始或重新建构的单向的过程。人类社会数千年历史,怎么可能现在才有公益?退一万步讲,如果公益脱胎于慈善,回应现代社会的剧变和各种“现代性”的困境,那么少说也有一百年啊。既然中国有改革开放现代化的三十年,那么至少中国公益也有这样的三十年。常识告诉我们,看不到历史,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历史,而是因为历史被遗忘了。

中国公益核心价值观的再生成,需要重新连接过去的历史和看到当下正在生成的历史现场。

这句话很重要但也很浓缩,所以我慢慢展开讲。

重新连接“参与式发展”的历史
连接过去的历史,说的是中国公益主流需要更多地重新看见过去的一些脉络。

比如“发展学”和“发展工作”的脉络,是一段很少在中国被提及但重要的过去。我说的不是“经济发展”的那个“发展”,而是关于援助、NGO工作、社区发展的另一套历史,一套与“经济发展”并存但一直被遮蔽的历史。

90年代的公益,协作者这个概念是不稀罕的,因为大量国际机构进入中国开展发展工作、尤其是农村发展工作的时候,他们带着上世纪中叶国际发展工业的失败经验而来,他们认识到无论有多好的理念、技术和知识,都无法通过复制这些理念知识的方式来达到当地的发展。如果无法激起社区和社群自身的动力、愿景和行动自信,便无从走向扎实的发展。

“自主”是一个备受重视的品质。作为一个清晰自己是“第三方”角色的发展工作者来说,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是一个“先进选择”、而运用参与式理念和方法促进社区自己探索解决方案的角色“协作者”,则是一个重要的理清“谁是发展主体”的选择。

上面引用的这段,出自陈志君还未发表文章《协作者:在时代的下一个节点等你》。我想这样大家能清楚看到,所谓连接历史是什么意思。

罗振宇演讲中后面讲“阶层固化”的时,他举了《白人的负担》和德国穷人社区的例子,其实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援助工作中各种失败后,积累的经验和反思。这种赋权和带动社区自主发展而非粗暴携带资源介入的角度,也已经为很多国内一线社会服务工作者所吸收。这些经验和积累,最后收束到“参与式发展”的方向上,成为专业公益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

所以,罗振宇讲“从财富流动到社会建构”一点没有错。“参与式发展”就是社会建构的另一种更操作层面的表述。我只是郁闷,明明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本土的经验历史里,都已经一遍一遍积累过的事情,为什么一些人却当成理论创新去鼓掌?罗振宇是公益小学生,难道你们还在念公益学前班?

其实,公益界近年也已经有很多的动向,表达对重新连接这段断裂历史的渴望。比如SRI社会资源研究所的“西行取经”发展领域前辈访谈项目,就是意识到了断层和努力接续的尝试。

看到正在生成的历史现场
历史是过去的,也同样是当下的。我们每一年都会生成很多历史,公益界也不例外。比如99公益日的募捐总额每年都刷新历史,“一个鸡蛋的暴走”和“益动广东”也每年留下印记,还有市场化和规模化的种种案例和标志性事件,这些都将成为公益史的一部分。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这些,而选择性地看不见另外一些。

今年的爱佑公益慈善领袖大奖,颁给了做污染源监督的向春。污染源监督工作就是一个公益的历史现场。定有更多公益的历史现场,不仅仅是出现在仪式性的颁奖里,而是在生活里,在项目现场,甚至在项目以外,就在一个个行动者的经历和选择里。区别是他们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连结。

两江环保中心 向春
图片来源益美传媒

所以重拾“参与式发展”也好,西行取经也好,不是某种历史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些价值观念的倡导和重申。

定有无数中国的公益行动者,已经超越了《白人的负担》里面的援助模式,定有无数的公益项目和公益设计,考虑过中国的社区扶贫不能复刻罗振宇所说的德国贫民窟。至少在我接触过的社工和公益人里,赋权、主体性、自组织、授人以渔,这些就是针对物质扶贫流弊的工作手法,一直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剩下的,就是公益行业主流和更大的社会主流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每天发生的事实进入历史。

与其投放认知,不如投放体验
罗振宇说,慈善公益事业会不会从以道德为基础,到以分工为基础。慈善事业会不会在商业和公益的那个清晰的分界点上发生模糊,从分流到合流。我们做慈善公益事业的方式,从推动财富的流动到推动社会的构建,哪个更重要?这是他对未来的猜想。

我有另一种猜想。

如果罗振宇曾经体验过公益。不是那些捐钱的体验,也不是那些户外暴走筹款的体验;而是在一个监测排污的志愿者团队里面做领队的体验,在一个社区里主持业主大会决定小区停车位的体验,在一个教育剧场里当演教员的体验,在一个家长小组里面尝试让大家相信不打小孩也有出路的体验……

如果罗振宇们有过这些体验,进入过这些公益的现场,是不是对公益的现在和未来,能有不一样的想象。对穷人和富人,对阶层固化,对社区发展,对社群,对社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目前整个中国的中产和主流人群都还没有这些体验。过去十年的志愿者浪潮是推动这种体验实现的开始。只是完成度大概不足1%。

正是对真正公益现场参与和体验的严重缺失,让罗振宇和目前超级焦虑的中产们对社会参与和公益行动一无所知。如果罗振宇这次只是敷衍还好,问题是他有备而来。这样一个已经摸到了中产认知天花板的人,尚且在仔细思考后,仍然无法跳出商业的思维理解公益,那社会大众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未来十年,让更多地罗振宇们,社会精英们走进公益的现场,不仅仅是捐个钱,不仅仅是徒个步,不仅仅是献个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识到自身关注和经历的局限性,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重要钥匙。就像《楚门的世界》里头那样,如果没有碰到楚门世界的边界,楚门就不明白自己的世界里少了什么。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过去几年,我经历过很多次,带领大学生到乡村义教。在她们接触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前,他们会问很多让我苦笑的问题,他们讨论政治和社会的方式,跟很多微信口水文章还有大众论坛差不多。改变发生在他们在乡村呆了一个月以及持续做公益半年以后。他们完全明白了之前自己的楚门世界里缺少了什么。这种东西目前所有的新媒体里都没有,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成长经历里没有,“罗辑思维”里更加没有。

所以我是说认真的。邀请罗振宇先生或更多的大佬来体验这些公益行动的现场。

罗振宇先生,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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