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规划的最后障碍:人

最近,2008年的奥运元素:“北京欢迎你”和福娃,都成了嘲讽北京清理“D端人口”的段子。有意思的是,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打造一个“新北京”,北京在2005年前后也进行了一场大拆迁,它的对象是城区的胡同。


网络上的漫画《晶晶离城记》

这段经历被胡同里的外国住客梅英东写成了书,大陆出版的译名是《再会,老北京》:


作者梅英东跟何伟一样,是和平队的志愿者,志愿期满后,他在1997年到北京继续做老师教英语。那时候,老北京胡同令他“一见钟情”。2001年,“新北京”成为申奥口号中最响亮的一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城市翻新工作如火如荼,老字号、露天市场、社区小铺都会在短短几周夷为平地,到最后,连胡同也不复存在了

2005年8月8日,也是奥运开幕的整整三年前,梅英东搬进了胡同,成为社区的一员,他想亲自去看胡同生活,去探究老社区的脉络,而不是做一个局外的保育者,于是也就有了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附上的手绘地图

豆瓣里有一句评论,这本书换作在今天,一定无法出版了(该书是2013年4月出版)。书里的拆字,都是用这种方式写的:


这个写法就是拆迁队的用法

人们反对拆迁有很多的原因,例如拆迁规划不透明,商人趁机牟利,新的安置房并不那么宜居和合意等等。更重要的是文化,社区本身就是活的,建筑拆了可以重做,但人走了社区就回不来。邻里间的互动、存在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甚至连里面的报纸摊都是无可替代的,梅英东详实地记下社区的生活,也是想让读者看到,这种毫不光鲜又不方便的“接地气”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是宝贵而自由的,用废品王的话来说,这里至少有我的生活,而把社区拆掉,把人从原本的日常中活生生地剥离,又是一件多么粗暴的事情

胡同社区的拆迁和当下群租公寓、“违建”的清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极其相似“内核”。例如居民都是社会中的“D端人口”、社区被外界认定为脏乱差、拆迁是为了打造更好的“新北京”。

当然胡同得益于其历史和建筑设计,它能激起文化人士的保护欲,这点群租公寓是无法比的。加上外来工社区的流动性大,外界长期的污名化,令外来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并不高,因此这些五六环的社区很难像胡同社区那样,生出自己独特的且能被认可的文化。不过,这也并非必然,像皮村就能经营出自己的打工文化和支持体系,皮村之外的外来工社区也未必真的没有自己的文化,只是不被关注和论述而已

本地人VS外地人?
迁徙才是永恒

这次清理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外来工,网络上也引出了“本地人VS外地人”的争论。如果再看回十几年前,影响到一批本地人的胡同拆迁,会发现拆迁这件事不止是一个“排外行为”,它看重的不是你有没有户口,而是你有没有满足“北京城发展”的需求,更进一步是,你是不是掌握资源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那你或者你的寓所就是砧板上的肉。

梅英东住的这个大珊栏片区,实则是一个贫民区,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大杂院,房子破旧失修,没有独立厕所,住户是下岗工人、做小买卖的外地人、退休大爷大妈等等,其中不少人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失败者。拥有北京人身份的租户,也没有在拆迁时更有保障,像作者学生小刘一家,母亲下岗失业,父亲的工作低薪又不稳定,三口人住在胡同的一个单间里,从一个拆掉的胡同搬到另一个随时可能拆掉的胡同,只期待胡同别在女儿升中前被拆。


书中的胡同卤煮图

在当时的政府文件里,这种区域被称为“城市角落”,这说法就像最近说的“灰犀牛”,贴上这个标签后,你就成了易发火灾和罪案的隐患。

纵然胡同的居住条件恶劣,依然对外地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里租金低、交通好、谋生的机会多。梅英东察觉到,在越来越多的胡同被写上拆字的时候,新搬来的外地人反而更多了,这也跟来京打工者的增加有关。而且,胡同里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社会阶层相近,外地人在胡同里受到的地域歧视也少得多,梅英东这么描述胡同里外地人的归化

“他们在这里积累财富,增加收入,同时增加的还有被接受程度与社会地位。他们从满口方言到说着标准普通话,服饰与外貌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他们还将家人接来做帮手,甚至聘请了更多的外地人。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种迁徙会被称作打工潮、外来工进城,而且跟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实际上,迁徙一直在发生,它并不是被开放创造出来的,只是之前被管制压抑住罢了。

梅英东在北京档案馆里看到1937年的胡同住户登记册,惊讶地发现,七十年前的胡同人口结构和现在(2005年)非常相似,大多数的院子都是不同家庭组成的大杂院,营生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而且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多数人来自河北、山西和山东,他们都不是房子的主人,而是租户

近一个世纪之后,迁徙的循环依然继续。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胡同生活,梅英东讲到,胡同里的年轻人会期盼“拆迁上楼”,老一辈则更留恋胡同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对胡同的租户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更好的居住选择。城市角落也好,城乡结合部也好,它的低成本生活方式给了没资源的人一个积累和发展的空间。

京城的规划,从来由不得居民

不过,在管理者眼中,他们并不在意“城市角落”带来的野生活力和对社会基层百姓有积极意义,更多时候,他们只在意好看——整齐、光亮、容易管理。

在这本书里面,用了四章讲述北京城的规划变化,从战国到1949的发展史,而这四章的标题是“拆之简史”:对土地的争夺、强拆、驱逐、建城,贯穿了整个京城发展史。

有四百多条胡同修筑于13世纪的元朝,而胡同的说法就出自元曲里。在一个世纪之后,明朝永乐大帝命名了北京,把前朝的宫殿拆掉,但胡同没有被毁掉,之后的帝王又扩建了京城,到清朝时,以胡同命名的街道有978条。第一个拆迁发生在清顺治时期,平民汉人被要求迁出内城,他们的损失会得到一定补助,后来,康熙禁止在内城开戏院、茶馆、食肆等,这些被迁走的商户就在大珊栏和鲜鱼口片区聚集


书中的前门老照片

猛烈的拆迁缘于现代化进程,民国时期的“改造重建”拆掉了南京旧城墙和街道,一篇以此为背景的小说里写到,主人公被要求在15天内搬空自己的商店,而且没有任何赔偿,警察还告诉他:“你这是给民国做贡献”。这时的北京,也在民众的游行和反对声中,拆掉了城墙和城门。

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建筑师得知,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出去,看到到处是烟囱。接着,北京的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真的多出了一万四千根烟囱。甚至到了2000年,工业大院依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宠。

文革时期,北京彻底没有了城市规划——规划局都被解散了,“人民”和工厂需要什么、想建什么,那就建什么,极高的建设效率等于没有图纸,一到工地就开工,甚至连次序都乱了。不止工业建设,住房情况也同样混乱,而公共设施的设计很多时候都有政治目的。

不难发现,我们为了打造21世纪新北京而拆掉、腾退的内容,其实是当年“众志成城”建起来的

最近几年,一提到北京规划的问题、城市病,就有人提到梁思成,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的城市规划,认为工厂应该建在城外,但他当年的抗议不仅无效,还遭到了猛烈批判。到了21世纪,建筑设计师的角色依然不被重视,梅英东和建筑师交谈时发现,楼盘的社区规划往往只是拿走设计师的名字和部分规划,其他地方是怎么赚钱怎么来,毫不在意社区居民的居住体验,设计师不被允许到施工现场,建成品则和图纸是两回事。


梁思成的北京城墙绘制规划图

不仅建筑师的专业观点不被采纳,胡同里平民百姓的需求也没被听见。书中拿奥斯曼男爵在1852年至1870年间改造巴黎的行为对比,奥斯曼用极其独裁的方式拆掉巴黎的旧建筑,再按他的方式重建了新巴黎,虽然拆迁导致大批居民流离失所,但新城的确解决了一部分城市问题。

不过,梅英东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至少奥斯曼的设计还是有关照到市民生活,而且他再独裁,也会在巴黎四处奔走,去跟市民解释新规划的好处,而北京的城市规划不仅没有以人为本,也没有拿出实质证据说服居民重建的好处,有的只是“明天会更好”的口号。

梅英东把拆迁者叫作“无形的巨手”,因为它不仅强大,而且无迹可寻,它行为逻辑极其简单:“只是拆除房子、画好新的规划图、贴出一张通知、清除规划中最后的障碍:人”。

从1949年到2017年,那么多的“新北京”被喊出来:

“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北平!”
——1949年5月的《人民日报》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北京”
——2006年街头宣传语

“新北京,新奥运”
——2008年奥运宣传语

“新首都 新北京”
——2017年北京规划

但哪一个,是居民可以参与的?

最后,用奥运口号提出者李希光教授的话来结束:
我提出“新北京”这个概念,意思是要在北京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让它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文城市。但北京的官员和规划者将其理解成了城市建设意义上的新北京。他们认为“新北京”就是要摧毁老城,建设新城。

※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小田。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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