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益双年会反思:公立体系教育者在哪里?

参加双年会之前,我的期待是见到不同的公益组织在做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们的行动带来了什么改变?两天年会都在听同仁们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思路;也找机会与他们交流,他们的行动和反思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反思。年会结束后,心中迸发出一个疑问:这样一场有关教育议题的大会,那些在一线教师、教育部门的主事者在哪里?

我们在谈论“多元社会参与、跨界融合”,芥末堆的梅初九分享说教育行业有7大板块:公立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培训(弥补公立体系不足)、社会教育资源(如植物园、科技馆、博物馆)、政府、学术、公益社会创新和第三方(如教育媒体芥末堆)。主办方邀请的分享嘉宾基本涵盖了多领域的同仁,尤其是与互联网主题有关的分享比重很大,但是这里的主体并没有公立体系的教育者。我在一家关注高中教育的基金会工作,接触很多高中生和一线的高中老师们,深刻感知到绝大多数孩子是在公办学校里接受所谓的“应试教育”,受到“主流”的教育方式培养,公办学校、教育部门是教育组织的重要的主体,甚至是影响最大的一元。在边远地区成长的孩子的生命历程中,最主要的教育场所是学校。

教育公益需借助各方力量促进教育公平,但是体制内教师的力量往往被忽略掉。谈应试教育的弊病时,火力的焦点是高考,而现在的县级中学的高中教师一般是师范生出身,其中很多教师硕士学历,他们接受了系统的高等师范教育,高中教师是高中教育的重要力量;高中学校是教育实践的重要阵地,很多公办学校是公益教育组织的合作伙伴,比如PEER与湖南省的沅陵六中、我所在的游心基金会与贵州黔东南的锦屏中学等。学校的教育者也应该有途径知道年会并有机会参与。

我们一直在警惕项目成为公益人之间的一场嘉年华,脱离学校、教师、学生。公益组织之间实现了“资源共享”,一起拍板决定要将资源引入某学校,集中力量干大事,但是学校在资源进学校之前一无所知。我们倡导对参与者的赋权和赋能,如果把学校当做一个社区,可以从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参与式农村评价)方法找到灵感,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学生都是参与者。公益组织在公立体系中碰壁太多后,干脆选择“曲线救国”,与公立体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反而是难以打入的系统是我们要关注的。很多公益组织在培育、支持教师(包括师范生)成长,马云公益基金会除了关注乡村教师,也支持乡村校长,已经在行动。但是如果双年会的舞台上仍然看不到教师、校长、教育局的人站在台上分享他们的教育图景,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益组织至少10年的行动对教育系统的改革如同隔靴搔痒。

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专业权威性,双年会上某一个论坛上也出现了“公益组织的人进入学校后是专家”的类似话语。“关注乡村教师,要培训他们”这个语境的逻辑,结合年会上消失的一线教育者的声音,反映的是一线教师话语权的消失,而话语权被掌握在学校管理层、教育局、有平台发声的公益组织手上,一线教师与他们的学生一样成为考试的附属品。

公益组织与公立体系教育行业缺少对话,不管是谁排斥谁,这种关系都是不健康的。

公益组织有很多小而美的尝试,比如在云南边境的榕树根之家、一土学校,都在勾起无数公益人关于教育的美好向往,但这些“小而美”的模式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太微弱,中国学生总量多,小而美的学校难以平衡供需矛盾,所以我们又在寻找规模化的有效路径。公办学校和众多公立体系中的教师必然是规模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没有他们,再过10年,教育公益组织仍然难以走出困境。

※ 本文源自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惠寄,作者:江芬菲。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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