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行动者“溺水”时,创伤该如何修复?

在有关社会行动的论述和报道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行动者常被塑造成威权下不低头的坚强形象,但Ta们本身受到的伤害和内在情绪、精神问题却容易被忽视。

“我们的社运只会强调一个人要好tough(坚强),不怕任何挫折。展露自己内心情绪或软弱一面,是不被允许的。”一名香港的行动者表露了类似想法。

在原本已经空间狭窄的社会行动中,更多的关注给了常见的“宏观”主题:行动者如何参与“抗争”、Ta们对于体制的批判等。当事人所面临的压力和内心情绪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见证以及讨论,加上对心理障碍的“污名”,这些心理问题因而失去了讨论的空间。

一般人面对危险时,都有复杂而统合的身心系统反应。危险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肾上腺素激增而处于警觉状态;威胁感也可以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如处于危险的人会忘记饥饿、疲劳和疼痛;最后,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和愤怒。这些反应将受威胁个体的全身动员起来,以备应付或者逃脱。

而具体到社会行动者身上,不少人常常面临着风险与压力,因而总会处在强烈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中。“被抓起来”成为不少行动者所受到的重要“创伤”经验。诸如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增高、创伤性闪回(仿佛又回到创伤的时刻)等都是常见的创伤反应。

行动者的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Trama)在精神病学上被定义为“超出日常经验范围的应激事件所引起的心理反应”,通常会让人感到无能为力和无助感,并且带来严重的困扰。在西方,关于心理创伤疗愈的著作非常丰富,其中最通俗易懂的当属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所写的《创伤与复原》。

《创伤与复原》的豆瓣条目,截图自豆瓣网

此书的临床素材取自作者在一家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和研究成果, 以及她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10年教学和担任督导的经验,主题覆盖了乱伦恶行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自1992年出版,此书就被誉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将个人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主张心理创伤只能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出版20多年来,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事件与创伤受害者的方式。
——《创伤与复原》豆瓣条目的简介

作者朱迪思·赫尔曼认为,创伤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它少见,而是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通常会威胁到生命和身体,甚至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

无力感、挫败感和对工作乃至生活无法完全掌控的感觉常常困扰着社会行动者。“那份厌倦,不仅是对’政治’的审美疲劳,还是经历一场投放全身心的运动,却一无所得甚至还要目睹崩坏不断加速,那份挫败与无力感。”一个从事LGBT运动的人曾在朋友圈如此写道。

与常见的自然灾害等创伤不同的是,社会行动者的创伤激发点和原因并不会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一去不复返——比如,我们可以对那些受到地震的受害者说,这一次大地震之后短期不会再出现如此大的地震。然而,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创伤的根源——那些政治和社会环境造成的无力感和沮丧感——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区别于自然灾难的“社会灾难”带来的创伤,其应对方法与传统的创伤又有不同的地方。

关于创伤的感受和记录是一种证言,证明社会运动者内在的冲突、痛苦和经历的社会磨难;是一次述说和疗愈,通过去言说那些被污名化(可以泛化为对精神疾病的污名)、恐惧化的事实和经历来对抗这种污名和恐惧,达到某种程度的疗愈;也是一次更加勇往直前的行动,言说即是行动,说出真相成了某种抗争的方式。

我们不仅希望记录行动者的“创伤”经历,同时希望去了解Ta们应对这些压力和焦虑的办法,如何从过往的创伤、压力和焦虑中继续前行。我们相信,这是当下尤为需要重视的主题。受限于篇幅,本文只集中呈现一个行动者的自述。

文清:重建废墟是非常难的,而地震只是一个开始

文清,在湖南A市NGO担任项目负责人超过3年。在2013年,他曾经因为和工作有关的行动而受到相关部门的多次问话,并为此被拘留了几天。根据他的自述,他在恢复自由后的半年时间里会不定时地出现“闪回”情况。此外,因为工作伙伴的顾虑和担忧,他受到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大约一年后,他因为一次严重的创伤应激从而对自我状态有了察觉,并开始了心理治疗和疗愈。心理健康状况稍有好转,用他的话说,“完成了艰难的废墟重建的工作”。文清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帮助自己“重建”和恢复心理健康,这些方法和思考非常值得诸位NGOer参考借鉴,学习如何去照顾和关怀自己。

以下摘选自对文清的访谈实录。

1、“最糟糕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溺水”

文清: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生活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事情(被拘留)就像地震,震了之后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好歹是活下来了,周围也会有一些人帮助你。但当你开始重新收拾之后的生活,才发现是非常难的。

图片来源:网络

我最糟糕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溺水,陷在沼泽里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胸口和喉咙都被压住了,喘不上气了。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出来之后的九月份,差不多(离放出来)半年。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有心脏病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有一段时间)没觉得自己喘不上气,但那个时候已经会起不来床,(觉得自己只是)累而已,没有想到其他的。到了九月份的那个晚上,突然发现自己喘不上气,赶紧起来看是不是姿势不对,但情况没有好转。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要死了,就是那种濒死的感觉。后来就觉得实在不对劲,我就拿了些随身物品打车去了医院。我当时心里就想:“我不能死去”。

在医院做了心电图之类的检查,医生说没事,但我还是喘不上气。医生说你可能是心理疾病,我(这才)恍然大悟,可能是身体以极端的方式来提醒自己,心理上出问题了。

2、“就像神农尝百草,把能试的办法都试了”

文清: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就是身边人的支持,尤其是一些朋友。也有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有伙伴帮忙(为此)筹款,虽然开始的比较晚但还是有帮助的。

心理治疗到了后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的,会谈到生命的意义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之前好像我做了些事情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这事情做不成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人生就崩溃了吗?之前好像把人生和成就挂钩,所以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崩溃了。

后来我也开始练习正念。正念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具,包括很多了解到的治疗流派和方法这些都是基本的,但这些问题到底在哪、怎么处理,脑子没法告诉你。心理治疗带来的改变是无法预计的,可能是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别的什么突然间啪一下(顿悟),马上就会释然。就像是冰化的感觉,(我)立刻就痛哭流涕,胸口也不堵了,很舒畅。

正念是一种佛教修行,练习不需要特定姿势,只要求投入当下,不被过去和未来的思绪牵扯自己。图片来源:IWP泰国静修BEST课程

在那之后,我对世界的价值观、预设都不一样了。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可以改变什么、可以得到什么支持,而现在这些基本的假设已经改变了。我开始把这些事情和人生的意义脱离开来,虽然没有找到替代(的奋斗目标),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方法是不要把人生意义和某些事情挂钩。我做什么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都是有意义的,值得快乐的。

他认为在以前的工作中,自己将工作和对社会、世界的信任感捆绑在一起,因此一旦工作发生了变故,很容易就导致个人心理层面的崩溃。当他将这两者的直接关联解除开来,并且重新规划自己对世界的价值观和对自己的肯定,便能恢复最基本的自我感。

对于很多“工作狂”的社会工作者来说,Ta们有很强烈的悲悯和责任感,却也经常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和情绪问题,文清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也对以前忙碌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快乐。

3、“以前都是用脖子以上思考的”

对于那些曾经受到创伤的社会行动者,如何回顾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一个课题,对于文清来说,他不想将自己限定在“受迫害者”的标签里,而是希望给予自己更多的选择和开放的未来。

文清:我不想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成受迫害者,(这个定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我不快乐,或者阻止我去做更多选择。好像如果有人让你去东,你不去东,偏要去西,你还是被限定了。我的选择不是黑或者白,是多彩的,有N种的选择,总之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吧。

我现在对自己一个新的认识是,我以前都是用脖子以上思考、想问题的,我的身体是什么我是想不到的。但现在我真的是会去倾听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看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脖子、胳膊不舒服这些不舒服意味着什么。我现在会更留意这些东西。

应对创伤的办法和经验总结

文清的经历在NGO中既相当普遍,也有其特殊之处。强烈的躯体反应在精神疾病中十分常见,而且在前期很容易被误解为身体本身出现病变,就像文清,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他对创伤疗愈的思考,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自己的工作乃至世界的看法,也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根据他的故事和《创伤和复原》书中的内容整理出一些方法和步骤,以供参考。

1)了解创伤和不安发生的机制,才能更好的面对创伤

首先,我们要了解创伤发生的机制和原因,创伤发生的来源包括:经历了难以承受(overwhelming)的事件;失去对生活的控制;经历了侵犯或者身体的伤害;经历了深刻的丧失(如失去亲人);持续的感到被骚扰、误解和不被认同。在一些运动创伤的案例中,当事人受到了较为突然的骚扰和侵害,有的人为此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人因曾经被拘留而完全地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总体而言,创伤最主要的特点是它能引起无助感和恐惧感,破坏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比如在文清的自述中,他会出现心悸乃至时常出现闪回等创伤性应激反应(PTSD)。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现象,比如:

- 回避。如路过警察局感到紧张或回避与警察对话,以及不想接电话,想回避和工作有关的内容等。
- 持续地想同一件事。
- 难以控制的情绪如警惕,害怕等。如对敲门声的警惕性反应。
- 失去对Ta人乃至社会的信任感。Ta们难以建立对Ta人的信任,尤其是对陌生人比以往更不信任,因为创伤破坏了人类原有的安全感。
- 情感性的兴奋或者麻木。对周围的事情难以起反应或者一下子异常兴奋。
- 闪回。创伤事件记忆不断出现在梦境中或者即使清醒也不断在脑中重现,例如经常感觉恍如回到了看守所。
- 难以集中精力。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和难以集中注意力。
- 容易被激发(triggering)。如很容易就被激发和别人吵架或者脾气变得暴躁
- 感到脆弱和失去希望。如时常感到绝望和脆弱。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认清创伤的原理和机制,当这些现象出现时我们就可以不用过于困惑、紧张和不安,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而开始想办法克服和处理。

2)“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创伤患者复原的第一步——漫漫长路的小小一步。”

《创伤和复原》的作者朱迪思·赫尔曼在书中提出,创伤复原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

首先,要想建立安全,就需要认识自己的创伤和问题存在,要想应对它,唯一的办法是回到问题的源头去解决它。创伤夺走了受创者的力量和主动控制的感觉,修复的指导原则在于恢复受创者的力量和主导权。修复的第一步是建立安全,如果受创者觉得自己本身就不安全,那么便难以开展下去。

这可以从专注对身体的控制开始,再逐渐扩展到对环境的控制。对于有的受创者,健身和运动有助于Ta们恢复对自己身体和运动的控制,而不是沉湎于创伤导致的情绪。其他方法还包括调理自己的生活,如保持有规律的饮食和社交活动等。

对于想要开始运动又缺乏动力的小伙伴,诸如香港“乐施毅行者”徒步筹款活动也许是激励习惯养成的一个窗口。图片来源:乐施毅行者官网

受创者掌握了身体后,可以将精力转移到对环境的掌控。安全感的建立还包括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得到保障和支持,这就必须依靠社群的支持才可以完成。尤其在社会行动领域,如果能有较好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支持网络,对受创者提供关心和帮助,将极大有利于创伤的复原。如果是同一群人——同一个社群或者一群同事受到了同样的创伤,那么集体性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也将非常有效。

在第二阶段,其整体目标在于整合自己关于创伤的记忆,恢复过去与当下的连续感,有机会去倾诉、回顾创伤带来的感受、情绪,并且能系统地回顾创伤带来的意义,从中获得升华。这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如同马拉松一般需要时间和耐心。

创伤作为一个糟糕的经验,处理得当也可以让人得到升华。影星李连杰经常在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因为印尼海啸死里逃生,从而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于是创办了壹基金。还有上文中的文清,他因为遭遇了被拘留的创伤,开始去反思和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更多地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和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如同我们一直强调的,无助、脆弱和孤立是创伤带来的核心经历。而重新恢复自主权和再建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经历:让受创者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拥有自我感,保持有自由意志,并且愿意去信任值得相信的人,积极的拥抱人生并努力创造全新的自我认同。

拥抱自己、重新获得自我感和主导权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个过程的最后,人将能够和Ta人、社会建立新的联系,甚至是更深的联系、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些过程中,社群、群体的团结将起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社会行动者这一群体中,我认为尤其重要。因为社会行动者本身就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所以社会行动者也更应该能够互相支持和帮助,抱团取暖,重获力量。这不仅是对受创者的支持,同时也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坚持。那些威胁就是为了打破这一互助、支持的体系,打破社会行动者的连结和网络。

朱迪思·赫尔曼的这段话时隔多年依然熠熠生辉:

“创伤患者在与人产生共通性后,方可休息,他的复原现已完成,如今要面对的,只是他自己的人生。创伤事件破坏了个人和群体的联系,受创者的自我感觉、价值观和人性,都取决于与他人产生的联系感,所以群体的团结是对抗恐惧和绝望最有力的防御体系,也是最能减轻创伤经历所造成的伤害。创伤使人产生疏离感,群体则使人重获归属感;创伤为人带来羞辱和污蔑,群体则能见证和给予肯定;创伤贬低受害者,群体则提升他;创伤摧毁受害者的人性,群体则可以恢复他的人性。”

何言为众人抱火者,怀理想谁知去几时。公益路上,你并不孤独,我们与你一路同行。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坏姐姐】(ID:huajiejieyo),作者:Waiting。转载时略有删改。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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