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收养却沦为“黑户”,弃婴陶陶的艰难上学路

作者 | 陈瑶霖(NGOCN)、 袁建胜(财经)
摄影 | 陈瑶霖(NGOCN)
编辑 | 小田(NGOCN)、覃胥

7岁的陶陶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别人有那么多不一样:在北京长大,却要跨省读书;跑得比同学快,老师却不让他报名比赛,甚至不能上体育课;在教室里,他没有自己的课桌,只能坐在讲台边的小板凳上。

母亲王立云从来不敢告诉陶陶,他是在河北遵化的山路边上捡来的。而陶陶至今仍然是一个黑户。

距离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工作结束只有20多天,如果陶陶的户口问题未解决,那么他将面临失学。


陶陶和妈妈

治愈母亲的弃婴

陶陶的到来,一度“治愈”了作为妈妈的王立云。

多年不育是她和丈夫的心病,为此两口子没少看医生,但不仅生育问题无法治好,七年前,王立云还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把工作丢了,丈夫让她回遵化老家住一段时间散心。

遵化是唐山市辖下的县级市,距北京市区约4小时的车程。王立云丈夫是北京本地人,1995年两人结婚后,王立云就把户口迁到了北京。

2012年年初的一个冬夜,40岁的王立云在遵化一个偏僻的岔道口上看见了陶陶——一个用红袄棉被裹着的男婴。那时是夜里七八点钟,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唯一的建筑就是100来米外的派出所,而最近的村子在1公里外的山脚下。

那时遵化当地的矿业还很发达,不少外地务工者在这里聚居,有的人会成为“临时夫妻”,而生下孩子后遗弃放在路边的情况时有发生。

看着在自己怀里嗷嗷大哭的孩子,王立云觉得这孩子一定是被人遗弃的。

王立云没多想,第一时间就把孩子带到旁边的派出所,但派出所的人却不肯收下。“他们在那直摇头,说都是一帮大老爷们也不会带孩子,让我先把孩子带回家养着”,王立云回忆道。

接着,王立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医院确认孩子没有疾病和缺陷,她产生了收养孩子的念头。最初,她也想过把孩子送到遵化当地的福利院然后再办理领养,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孩子送福利院后不太可能被她领养,因为前面还有很多比她更早申请领养的人。看着在自己怀里安静沉睡的孩子,王立云舍不得。


七岁的陶陶

王立云决定不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直接在遵化民政局办理收养手续。为了让孩子收养后能顺利落户北京,此前,她还在北京询问了收养孩子能否随父母落户的问题,依次去了辖区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大队,均得到肯定的答案。

在遵化,收养手续也很顺利,王立云和丈夫按照遵化当地民政局给出的流程办理:先是到捡拾地的派出所补办了报案说明,接着在《唐山劳动日报》连续登载寻亲启示3个月,并到北京市朝阳医院开具了夫妻不育证明。最终在捡到陶陶的七个月后,他们拿到了领养证。

就在拿到领养证当天,王立云立刻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想给孩子办户口。这次她得到的答复是:孩子的户口必须等到领养证生效两年才能申请办理,也就是说,王立云只能等到2014年7月后才能给孩子办户口。

这回复在当时并没有令王立云困扰,她的生活重心全放在照顾孩子上。陶陶免疫力低,对很多东西都过敏,王立云三天两头抱着他上医院打针吃药。头两年照顾孩子相当辛苦,但王立云的精神状况日渐好转。

王立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无论有多么艰难她都要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跑了四年,还是一个证件齐全的“黑户”

2014年7月,也是王立云的领养证生效2年后,她把落户的资料都提交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从此开始,王立云带着两岁的陶陶频繁地往当地派出所跑。

在中国,按照户籍制度每个人都必须落到一个具体的“户”中,像陶陶这样从来没有落到一个“户”上,也没有身份证的人,法律上就相当于一个不存在的人。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户口影响,一个人从读书上学到结婚生子,都与户口挂钩。

那年夏天,派出所附近的村子已经被拆迁了,周围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王立云抱着孩子回家,户口没办成,孩子却中暑病倒了。先是发烧然后得了肺炎,一治就大半年过去了,这时候办理户口的工作人员跟王立云说,市里将出台新政策,等新政策出来后再来办。

工作人员口中的新政策,就是《关于解决本市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由北京市公安局、卫计委、司法局等部门在2016年9月联合颁布,一个月后的10月14日正式实施。

在这一文件出台的前一年,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按这个意见的精神,要完善户口登记政策,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要摸清无户口人员数量、分布及产生原因等,分类实施无户口人员登记政策,坚持依法办理,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权益。

这些政策文件出台的目的是解决历史积累的黑户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黑户达到1300万人,但有分析指真实数据可能比这个还多。解决黑户问题,一方面是能保证这一群体的基本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是完善人口管理。

但它们没能解决王立云的问题。

在辖区派出所,办事民警以陶陶没有捡拾地福利院的集体户口卡为由,拒绝为他办理户口。

令她费解的是,已经拥有合法的收养手续,为何不能办理。

王立云找到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林丽霞,以及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徐维华,在两位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之后,王立云写了一份资料,把领养证、户口簿、结婚证、捡拾孩子时的报案情况说明、夫妻无生育能力证明、登报声明等一系列证件的复印件一起,提交给了辖区派出所,并由派出所将材料上交了北京市朝阳分局进行审核研究。

2017年7月,王立云终于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书面答复,结果却让她绝望。朝阳分局的答复是:被收养人随养父母直接申报本市户口不符合相关规定,被收养人应在捡拾地福利机构落户后,再申请投靠其养父母进京入户。


为王立云提交信访资料后,法援工作者林丽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回复

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协助王立云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函申请解决陶陶的户口登记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意见并无不妥,予以维持。公安部根据《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建议王立云“应向问题发生地有关部门提出”。

林丽霞也觉得他们的情况很无奈,明明夫妻俩没有任何违反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收养孩子时也已按照当地办事的指引把手续跑齐了,现在从头到尾样样齐全却成了黑户。

其实在《关于解决本市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中,允许非福利机构事实收养的弃婴登记户籍,但仅限于在北京市范围内捡拾的弃婴。其次,其中虽然也有关于“其他无户口人员”的规定,但有一个前置条件“符合本市户籍管理相关规定的”,才可由“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无户口人员居住地派出所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登记户口”。

但在整个过程中,她们只能接触到基层民警,以及朝阳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信访窗口的工作人员。王立云回忆她的办事经历:“(窗口工作人员)只会机械地告诉我们,北京的户口要求严格,说是之前也有类似情况的孩子就是上不了。”

事实上,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已经明确两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户口登记管理立下了规矩:一是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这是为了畅通户口登记的渠道,使户口登记回归本来职能。二是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合法权益。

北京的系统走不通后,王立云尝试在遵化当地解决。先前当地福利院明确表示,有领养证的情况下,福利院不可能给陶陶上集体户口。王立云又想去撤销领养证,让陶陶先回到福利院,她再领养一次。

但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她,捡拾孩子的时间过去这么久了,领养证的办理又是经过河北省民政厅批复的,符合有关规定的,绝对不可能撤销重办。而且,在有领养证的情况下把孩子放到福利院里就是遗弃,甚至可能犯罪。每次去民政局,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说:“你看你,手续齐全还上不了,这北京户口真难上!”

对此,律师也束手无策,在律所里保存着帮王立云上交的资料已经像字典一样厚。

“黑户”陶陶上学记

2017年,陶陶6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没有户口的他根本不可能参与入学报名。

一个权宜之计是让陶陶回妈妈的老家遵化上学。但即便离开了大城市,在全国严格的学籍管理系统中,一个没有户口的孩子也很难成为一名正式的学生。

王老师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教师,负责教一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听了陶陶的故事后,决定冒险帮他一把。王老师把陶陶“藏”在自己班上,上课时陶陶就坐在讲台边的小板凳上,他连一张自己的课桌都没有。至于不由王老师教的英语课和体育课,陶陶都必须“消失”,他的存在是绝对不能让校长知道的。刚上学时,陶陶连在课间出去都不敢,有好几回因为憋不住尿了裤子。

陶陶理解不了自己为什么被“特殊对待”,王立云则负责努力制造正常的假象。

回遵化之前,她拜托陶陶在北京时的幼儿园同学的父母来家里做客,说自家孩子也要回河北老家上学,以后只有周末才能一起玩。家里来客人时,王立云也会让陶陶表演学校里学到的朗诵,每到这个时候,陶陶总是站得笔直,字正腔圆一字一顿地朗诵,声音越来越洪亮,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到。

“这孩子可喜欢背课文了,老师布置背哪篇,他就把那篇背得一次不差。有时候我姐回北京跑他的户口,他晚上总缠着我给她打电话,说要背课文给妈妈听。”陶陶的小姨说。

“陶陶,你还有多长时间才能把字写好?”王立云把陶陶抱在怀里,检查作业时看着他歪歪扭扭的字,忍不住要问他。陶陶从妈妈怀里挣扎跑开,不想回答——他连一张课桌都没有,怎么可能写得和其他人一样好呢?

一个学期过去,王老师越来越喜欢陶陶,也开始为陶陶担忧。如果户口还是无法解决,那么下一个学年开始时,他只能中断学业或继续跟着王老师留在一年级。每次王立云想给王老师送点营养品时,老师总是拒绝道:“有这钱,还不赶紧去给孩子上户口,这么好的孩子别给耽误了。”

王立云一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她一直是全职妈妈,一家三口收入就全靠每月挣4360元的丈夫。丈夫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厂子给人做饭,一日三餐都要负责,周末无休,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一周的假期。在遵化上学时,陶陶都住在姥爷家,他受不了长期见不到爸爸,每个月都要回北京一两趟。每次回家见到爸爸,平时不爱吃饭的陶陶,总能一口气吃掉4碗爸爸做的炒饭。

如今,来往北京和遵化两地的交通费用已经成为王立云一家最大的一笔花销。“黑户”陶陶坐不了正规客运,每次都只能找人拼车,一趟来回就花去两三百元。


从北京家里回遵化的路上,陶陶靠着妈妈睡着了

王立云也会往好处想,她心里已有了计划。等陶陶回北京上学后,还得重新上一年级,因为之前的基础实在太薄弱,英语也一节课都没上过。不过,离家最近的学校是不会去的,因为怕陶陶会碰到以前幼儿园的同学,发现自己比别人低一个年级,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小伙伴都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2018年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王立云带着陶陶从北京家里回遵化。

陶陶家在北京东五环外,车子先要在北京市区绕一圈,穿过天津蓟县后才到达遵化,到那边的姥爷家已经是四五个小时后了。所以每次回去,王立云都会选早上七八点钟的车,这样到姥爷家后还有时间写作业,不那么影响学习。

这天回姥爷家前,王立云先和陶陶去了一趟超市,陶陶在超市里拿出了前一晚跟妈妈要的钱包,低头数了数里面的硬币说:“要给姥爷买喜欢的东西,这样姥爷就开心了。”比起总写不好字的语文课,陶陶更喜欢把数字加加减减的数学课。


陶陶数着妈妈给的零花钱说,“要给姥爷买喜欢的东西,这样姥爷就开心了。”

在村子里,一群孩子在享受假期的最后一天,陶陶也想加入其中,但不太顺利,这时他突然抬头看到妈妈正站在不远处的铁轨上,似乎在叹气。他撒开腿快步跑过去,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铁轨的坡道,钻进妈妈的怀里,手臂环抱着妈妈的脖子,小脑袋靠在妈妈怀里。

这是两母子特有的交流方式,每次陶陶察觉到妈妈脸色不好时,就会跑过来抱住她。过了许久,陶陶仰起小脸蛋问:“妈妈、妈妈,他们都不爱和我玩,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好不好?”

王立云点点头,泪水一下子“啪嗒”掉在手背上。刚开始来姥爷家这边的时候,小朋友都说他“不是这里的中国人” ,不爱跟他玩。哪怕是和自己的表哥,都玩不到一块去。王立云红着眼睛说,“每次孩子问我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觉得特别对不起这孩子。”

母子俩玩了一会儿,陶陶骑上表哥的单车,拿着玩具枪和村里的孩子们展开了“枪战”。王立云远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陶陶回遵化上学的第六个月。这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说话时也开始夹杂一两句老家方言。王立云有了新的担心,当老家的孩子渐渐不再嘲笑陶陶的北京口音时,曾经的幼儿园玩伴,却说陶陶变了,“这几次回去玩,小伙伴都说他变了,不知道哪里变了,反正就是变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就好像在跟空气在较劲

第二天早上,王立云6点就起床做饭。姥爷家用的还是传统的炉灶,得用玉米杆子烧火,做饭时间很长。陶陶出门上学后,她的任务又开启了:首先去当地公安局,她想见见这里管户籍的车警官。

早前王立云曾经托熟人辗转找到车警官,打听孩子能不能上这边福利院的集体户口,车警官转告说肯定行不通。因为孩子的户口必须跟着监护人走,领养证上写的孩子身份是非福利机构领养,也不可能再放到福利院里的集体户口里。这次王立云想面对面地要个具体的说明,要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结果没太出乎王立云意料,她吃了个闭门羹。

她让传达室的人打电话给车警官,传达室的人则让她去信访大厅的前台。前台的女警员面无表情,在听王立云讲述的时候,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面前的电脑屏幕。听完后,女警员说她也不能直接进去找车警官,只能拨打他的个人电话,但打了两次都是提示“不在服务区”。王立云向柜台内伸长了脖子,有点着急地问:“不能拨打办公室的电话吗?“ 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早上还看到车警官来上班,今天是清明假期后头天上班,又正值周日,还是等周一来保险一点。

王立云走出大厅,站在路边犹豫了一阵,弟媳建议她找那个“有点关系”的熟人帮忙。王立云在树荫下来回踱步,等待这个熟人接电话。弟媳低头盯着马路牙子在路边打下来的阴影,说道:“知道她这几年来一遍遍地跑,办事窗口那些人态度又挺横的,我怕她激动坏了,还是陪着她来一趟比较好。”

这通电话打得有点久。王立云反复在电话里向对方解释,自己只想见见车警官,让他给出一个书面答复。她眉头紧凑,额头已经微微出汗,脸也渐渐涨红。“不是的,只是律师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正式的答复,这样比较正规嘛。”她用左手拿着电话,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握紧了右手,好像那样能多获得一些力气。

说到最后,对方似乎被说服了。挂电话后,王立云说对方同意让律师写一个参考格式给他们,好让上面领导按着格式给一个书面答复。“不过对方有点不耐烦,觉得本来就是自己热心肠帮我问问而已,明明就是不可能的事我还这么磨叽,竟然还背着她直接去公安局找人。”

王立云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公安局的办事大厅:“你看,几年了,我天天瞅的都是这样的脸。你能见到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又说不上话的,管事的人你永远见不到。”


每次从北京回到老家,王立云都带着够母子俩三个星期穿的衣物

提起和有关部门打交道的经历,就好像在跟空气在较劲,王立云摇头说自己不想再去回忆,“别看我平时说话挺流利的,到了他们跟前就磕磕巴巴的,随便一句‘这不对!这不可能!这不符合逻辑’,都能吓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没招”。

“我真的想领他们到孩子的捡拾地,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法把孩子放福利院里了,那地方那么偏僻,只有一个派出所啊,为什么说我这样收养是不可能的呢?”王立云反复地说,那个地方距离遵化福利院有40公里,而且当地人也鲜有知道福利院的。

5月7日,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工作开始,距离信息采集到截止期只余下20多天了。前段时间,王立云一听到跟孩子户口有关的消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她都会心跳加速得整夜睡不着。在王立云心中,自己实在是亏欠孩子太多了,“哪怕是上个别的地方的户口,不是黑户也行啊,为了这个户口我做什么都愿意啊。”

如果陶陶的户口不能在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工作期间解决,今年他还是没办法在北京上学,老家那边的学校又不能升上二年级。这样一来,“黑户”陶陶就要彻底失学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陶陶为化名
本文由NGOCN与《财经》杂志合作完成
“纪录时代缺少的声音”计划支持本文创作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陈瑶霖(NGOCN)、 袁建胜(财经)。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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