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老年陪护,何以可能?

原编者按:家庭服务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发展部门。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老年陪护家政工人的需求尤其突出。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老年陪护家政工人普遍面临低收入、低职业地位的处境。本期推送2016年发表于Feminist Economics上的Relative Pay of Domestic Eldercare Workers in Shanghai, China一文。文章利用数据分析实证考察了上海老年陪护家政工人的相对工资及其内在决定因素。根据2007年上海家庭服务调查(SDSS)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的数据,在保持可观测的个人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上海老年陪护家政工人与其他服务业工人相比,其收入水平要低28%。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偿家政工作在文化上的贬值;二是从事老年陪护工作的主要是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最边缘群体;三是家庭服务的用户中,老年陪护用户相对来说是经济状况较差的。

护理工人的薪酬惩罚

随着家庭服务行业的兴起,女性再次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脆弱群体。有偿家政工作以低工资、糟糕的工作条件、高流动率著称。据估计,2010年,约有1500-2000万中国工人在城市家庭中从事清洁、烹饪、儿童照顾、老年陪护、病患护理等工作,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政工人从事老年陪护服务。且绝大多数家政工人是女性农民工。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使老年家庭陪护成为一份糟糕的工作,尤其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需要老年陪护服务的家庭中,80%以上的家庭无法找到提供服务的家政工人。

女权主义者始终关心的议题是,在一些高收入国家,护理工人面临着工资惩罚,因为与其他具有相同人力资本和人口特征的工人相比,她们的工资更低。为什么会有工资惩罚?以往研究主要提出了三种理论解释。

其一是文化贬值论的观点。因为家政工作涉及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这些劳动所需的技能普遍被认为是天生的,不需要像其他职业技能一样进行培训。此外,在私人家中进行的有偿家庭工作也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由于社会规范和观念在塑造社会工资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观念和态度往往会降低家政工人相对于其他职业工人的工资。

其二是经济依赖理论。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这些护理对象最需要护理服务,但最付不起钱。用户可负担的护理服务的价格,反过来决定了护理工人的工资。老年人支付护理服务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获得的养老金、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在代际资源分配方面,资源更可能流向自己的孩子,而非老年父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比起照顾年长父母更愿意投入子女教养,那么老年陪护工人的工资预计将低于育儿工人的工资。

其三是家政工人本身通常来自边缘化群体,他们的议价能力受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例如,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际移民的分工不平等,家政工人缺乏工会和政府劳动规制的保护等。

数据来源

以往研究虽然提出了这些理论,但集中于个案的定性研究,缺少严谨的实证数据检验。本文利用2007年上海家庭服务调查(SDSS)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的数据,对上述护理工人薪酬惩罚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SDSS提供了上海家政工人及其雇主的详细信息,而CHIP则包含了上海其他服务业工人随机样本的信息,文章利用这两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家政工人的工资决定机制,作者于2012年和2013年与20位老年陪护工人和20位非老年陪护家政工人进行访谈。所有受访者都是来自其他省份的女性农民工。同时,还访谈了两个行政区的领导,以及两家家政服务机构的管理者。

家政工人的相对工资

首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CHIP样本估计标准Mincer工资方程。其中,因变量是小时工资对数,解释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身份和籍贯。为了比较,同时估计了整个样本,以及服务业工人的子样本和女性服务业工人的子样本的工资方程。接着,利用工资方程中的估计来预测SDSS样本中家政工人的工资,并将预测工资与实际工资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家政工人整体的实际工资平均值低于其预测工资的20%,分别比较老年陪护工人和其他家政工人的预测工资和实际工资,我们发现老年陪护工人的差距增大到28.5%,而其他家政工人的差距缩小为16.1%。显然家政工人面临工资惩罚,老年陪护工人的情况最糟糕。


谁更可能成为老年陪护工人?

文章估计了三个probit模型来辨别SDSS样本中女性老年陪护家政工人的主要特征。因变量是老年陪护工人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包括第一个模型中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籍身份。估计显示,与其他家政工人相比,老年陪护工人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更可能是来自安徽或其他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并更可能为家庭收入较低的雇主工作。


为什么面临脆弱性?

文章用OLS来估计SDSS样本中老年陪护家政工人的Mincer工资方程,并评估这些老年陪护工人的脆弱性如何影响其工资获得。同时,结合访谈信息发现,老年陪护家政工人的相对低工资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偿家政工作根深蒂固的文化贬值,劳动争议中缺乏代表性,以及家政服务激烈的市场价格竞争,都对家政工人的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这种下行压力对老年陪护工人工资的影响更为强烈,因为老年陪护工人更加边缘化,更可能成为文化偏见、地域对立和社会歧视的受害者。

结论

本文对于女权主义研究主要有两方面贡献。首先,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性别与经济转型的研究。文章首次对家政工人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文章揭示了中国市场改革背景下女性家政工人的经济脆弱性,这些女性家政工人遭受护理工作的剥削,来自性别、阶层、户籍身份和区域劣势等有不同交叉层面的影响。

其次,本文通过中国的实证调查数据,为女性家政工人的工资惩罚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不仅检验了经济依赖理论的适用性,还揭示了中国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国家政策和家政工人困境方面的一些共同点。

最后,在承认家政工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平等的社会保护权利,承认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平等获得护理服务的基础上,文章呼吁采取综合性的护理路径,加大政府责任。

文献来源:Xiao-yuan Dong, Jin Feng & Yangyang Yu (2016) "Relative Pay of Domestic Eldercare Workers in Shanghai,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DOI: 10.1080/13545701.2016.1143108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钱俊月。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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