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送老婆”话语下,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什么?

原摘要:支教、扶贫中的性别议题,不仅仅是女性被骚扰,更主要是女性在这套工作模式中整体被边缘化的问题。当“扶贫送老婆”的话语被提出,扶贫过程中的性别问题被暴露出来,我们应该从何种角度进行反思?


这两天网上又热闹起来了,起因是有网友转了北大教授于鸿君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文章《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该文主要内容是建议政府采取积极政策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就业。


尽管作者预先声明“我的建议绝没有强迫的意思,反而应该充分尊重就业者的选择”,而且还提出了要给补贴、允许再次选择就业等条件,但上山下乡这个早年甚嚣尘上的宣传词已经触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他因此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

让许多人更加愤慨的是,有人贴出了朋友圈的一张截图,仿佛有农村人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在那翘首盼望政府给他送来一个媳妇,这进一步引发了舆论的爆点。


之后不断有人发出新的消息,有的是现身说法,有的是道听途说,主要涉及女性在支教、扶贫中的糟糕经历,比如被当地干部要求去公关陪酒了,遇到乡村流氓被骚扰了……等。


也有一些人在控诉被强迫支教、扶贫的经历,以及在农村看到的不可思议事件,趁着这个机会不吐不快。

还有一些则是延伸开来的议题,比如“扶贫送老婆”的新闻、某学者的婚姻扶贫研究等。它们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大量网民的关注。

南海网“扶贫送老婆”的新闻报道

一时之间,“农村太可怕了”,“那里有很多流氓”,“女生千万不要去支教”、“不要被忽悠去扶贫”的呼声高涨起来。而这又引来另一些人的愤慨,他们对支教、扶贫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对此进行了积极辩护,双方于是激烈争论起来。

那么,农村人把支教、扶贫理解为是政府要给他们送媳妇、分配老婆,这是不是事实呢?我认为并不是。

可能有个别农村人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有一些人虽然无此幻想,但是基于糟糕的性别意识,他们认识不到这种话语模式中的问题,有意无意会说出一些越界的话来,让女性感到不舒服、不安全,但这跟政府要强迫女性去农村做“慰安妇”,恐怕还差得太远。

性骚扰的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也可以提出相应的诉求(比如要求更多安全的保障),但将此作为主要议题来批判,使得议题有些失焦,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有妖魔化农村之嫌。

在我看来,支教、扶贫中的性别议题,不仅仅是女性被骚扰,更主要是女性在这套工作模式中整体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性骚扰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比如我曾经去西藏支教,当年一批入藏的志愿者还有北京大学团委选拔的5人,他们全部是男性。是女性自己不报名、不想参与吗?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未必如此。

通常西藏这样被认为艰苦的地方不会让女性前往,这在某些人看来并非性别歧视,反而是对女性的照顾和优待,但是女性的自主意愿又在哪里体现呢?

何况,支援边疆虽然有一时的辛苦,但对于某些有意从政的同学而言,也不失为一个机会,而女性则可能被以保护之名剥夺了这个机会。

百度知道关于“西藏支教”的问答

支教、扶贫应该是自愿选择,我们要坚决反对强迫别人去支教、扶贫,尤其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搞摊派,逼迫那些在体制中更弱势的人不得已地做这种工作。

但对于那些自己想要参与的女性而言,她们的意愿也应该得到支持,她们在参与过程的权益需要更好的保障,与这种支持并不矛盾。

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参与者、接待方的性别平等意识,减少此类骚扰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地,我们如何去改变当地的环境,让当地女性也能享受到性别平等的红利,不再遭遇类似的骚扰,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当然反对“婚姻扶贫”的提法,婚姻最好是平等、互惠的关系。然而在许多人抨击的那则报道本身,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某位扶贫者给贫困户介绍女朋友,然后他们结婚了。

他们过上幸福生活了吗?从报道中的图片来看,他家里依然一贫如洗。

扶贫工作人员和报道者将这段婚姻理解为“给贫困单身汉送老婆”,也体现了糟糕的性别意识

婚是结了,脱贫没有呢?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因为没有后续报道了。

我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扶贫者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脱贫资源,而他们还想着婚后要生孩子,生活负担会加重。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婚姻扶贫与其说是骗城里人(去嫁农村人),还不如说是对农村人的忽悠,继续让底层男女通过传统婚姻来抱团取暖,而不去解决他们真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诚然,把女性当扶贫资源的话语模式很糟糕,而它背后掩盖的真相我们更不应该忽略。那就是国家对底层社会保障的匮乏,对农村发展扶持力度的不足,以及城市中产对农村人不自觉的歧视。在这里面底层女性根本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仿佛不存在一样。

实际上,最有可能变成扶贫资源的是她们。

网络上流传的“专家点评”,毫不掩饰将女性视为扶贫资源的态度

大城市条件优越的青年人很少真的去农村工作,短暂的支教、扶贫经历,在不少人那里是给履历镀金、添彩的模式,目的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确实有人抱有相对崇高的理想,为此做出了难得的牺牲,值得敬佩,但那也并不具备普遍性。

可以说,现在的支教、扶贫模式,城里人为此搭上一辈子的风险并不高,而更大的问题是,这样做没能真正帮助到底层的人,反而变成了上层与中层合谋的一种维稳方式。

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问题很紧迫、很尖锐。越是如此,对那些挑逗情绪、动辄引爆舆论的爆款帖我们越要警惕。

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光是看到这些表面的问题还不够,我们需要追问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人(包括不少精英知识分子)在理解城市中产阶层的焦虑表达这一步就停滞了,这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的认知水平上,我们必须做到更多的共情,比如尝试去理解和我们不同阶层、不同社群的人,去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去懂得他们真正的意愿和诉求。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改变,光是呼吁政府改变(尽管这非常关键,甚至更为关键)还不够,我们自己也要做出积极的改变。

比如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是否能接受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发展?而这不是一个泛泛的谈同情的议题,它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

比如当政府将优质学校资源更多地向农村人倾斜(优先录取)时,你真的可以接受吗?那些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在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都要求政府提供相当于城市人的待遇时,你觉得合理吗?

编者补充:
为什么扶贫工作需要女性参与

小红(化名)曾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乡村发展公益项目,针对网络上一些反对“新时期上山下乡”的评论,她写下了自己作为女性参与扶贫的经历,以及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

先说这个#我为什么反对新时期上山下乡#,作者可能呈现了一部分事实,比如女性可以自己做选择走出乡村,比如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等。但我也有一部分是不太同意作者的。

我不认为农村注定凋敝,凋敝是一件好事。而且不可忽略的是,一部分女性是对乡村发展感兴趣的。现在有一堆人对乡村建设、扶贫感兴趣,并且愿意投入热情去做,里面自然就会有女性,不能忽略这部分女性呀。

因为对这个感兴趣,我就去参加了一个青年发展项目,把年轻人送下乡村进行公益实践的。我们这个项目每年的女生都非常多,基本可以达到男生数量的两倍,常年是招不到合适的男生的。

公益项目“友成小鹰计划”2017级,大部分成员为女性(照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友成小鹰计划”)

但同时,在扶贫过程中,我的感受就是“都是男性”,清一色男性。

因为参与青年项目,也就是通常说的“做公益”的人,以女性居多;而扶贫工作,资源都在政府和企业手里,地方官和企业扶贫部门的人以中年男性居多。

做社工的女性居多,掌握项目资源和社会核心资源的男性居多,女性工作者很容易就因此陷入权力和性别的不平等。

我觉得关于“扶贫送老婆”的争议,以及女性在支教/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困扰,问题可能不出在上山下乡上,不出在扶贫上,出在决策层缺少女性上,出在决策中没有社会性别意识、没有性别视角上。

下乡调研的队伍,清一色男性(照片由小红提供)

说回我当时的经历。

我当时下去的时候,我们男项目领导就和我说:“一开始我是不想要女生的,是xx说你很优秀,是某985大学这一届最优秀的学生,我才接收你,你来了就要有最优秀学生的表现。”

我当时就心想:凭啥啊?为啥女性一定要特别特别优秀才能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

我当时在村里没有遇到像今天热议的这些情况,但确实也听到过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语。比如有一个镇长跟我说过“嫁到这里成为扶贫的一段佳话”之类的话,入村调研也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小伙子。

我当时跟我的同事说过这个情况,他们和我说,当地人就是爱开玩笑,笑笑就过去了。

我警惕性比较强(比较怂),后来就不怎么敢一个人下去调研了。当时心里真的憋屈啊,为什么作为女性就有这么多的麻烦……

我在下乡的那一年里还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只是一个有性别意识、平权意识的女性。这段经历带给我很多困惑,很多人都把错怪在我身上,什么我太不入世,不接地气之类的。后来接触了女权,我才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可以说帮助了我更好地成长吧。



双重身份的她们——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照片由小红提供)

上山下乡这件事,我觉得对于一部份人是有意义的。这一代青年是离土的青年,说白了就是不接地气,如果没有点这样的生活体验,真的不能很好地认识社会,总觉得自己从小接触的那些就是整个社会。当然那些精英阶层你也很难让他们下乡,其实挺矛盾的。

至少对我自己,甚至是我的公益伙伴们而言,我们都通过这一年时间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和社会。

从宏观层面上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更是必须要有女性的参与。如果没有女性参与,决策中也没有性别视角,只会加重女性弱势和边缘的地位。


※ 转载自中国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尖椒部落(jianjiaobuluo.com)。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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