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我们选出了2018年的十大性别“愤怒”关键词


编辑 | 瑞雪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原编按 :2018年是让人愤怒的一年。每天大小媒体还有社交媒体上都充斥着性别暴力事件,让我们愤怒的不仅是女性遭到的非人对待,更有从行政到司法、执法部门对性别暴力治理的不重视和低能力。我们听到了无数受害者的自述,被暴力对待的痛苦,以及被公权力部门踢皮球、二次伤害的痛苦,很难说哪一个更加难以承受。

我们也愤怒于对女性发声、探索情欲和身体的打压。女声被彻底销号,没有解释;天一案让人震惊于判刑之重,特别是与许多例如性侵、囚禁女童等恶性暴力案件的判决形成了强烈对比。我们也都很清楚,非法出版是什么样的滑稽罪名,成年人也不能看“淫秽色情”是什么样的懒政逻辑。

我们愤怒于性骚扰者的肆无忌惮,于是有了燎原的米兔;我们愤怒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荒谬,于是在无数女权者的诉讼实践和倡导后,终于迎来了“平等就业权纠纷”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两个新案由。

在迈向2019年之际,我们选出了2018年的十大性别关键字,每一个都曾让我们很愤怒。在回顾的当下,我们不再愤怒,却也为自己的、站出来的、说出来的、每一个人的愤怒感到庆幸。愤怒并不是坏事情,它催生行动和表达,是很重要的促进思考和发问的情绪。2019年,我们继续愤怒,继续不平则鸣。

“米兔”

1月1日,2018年第一天,女博士罗茜茜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1月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对陈小武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1月14日,教育部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

此事被认为是中国米兔的第一枪。自北航罗茜茜之后,高校里陆续有更多人站出来,举报导师性骚扰。

7月23日,桦桦(化名)发长文指控知名公益人、“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曾性侵自己。23日,雷闯在个人朋友圈发布声明,承认性侵指控,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不再担任所创公益平台“亿友公益”负责人。桦桦随后接受媒体采访,对于雷闯稍后给媒体的回应称“两人是恋爱关系”的说法表示不认同。桦桦认为,她和雷闯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也一直没有平等,她很清楚这不能算是恋爱关系。7月24日中午,雷闯所在的亿友公益发出声明,撤销雷闯的负责人职务,并将更换法人代表,进行内部性别意识培训和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雷闯性侵事件标志着米兔战火从高校蔓延至公益圈/社工圈,随后包括邓飞、冯永锋、刘猛在内的多名公益明星都遭到了性骚扰/性侵的公开举报。7月25日,一篇名为《章文,停止你的侵害!!!》的文章在网络广泛流传。文中女子小精灵(化名)自称“2018年5月15日,我被章文强奸了。”作者在文中称,除了遭到章文的性侵之外,还提到事后章文对此进行了言语威胁。同日上午,作家蒋方舟、媒体人易小荷和艺术家王嫣芸随后实名爆料,均称曾遭受章文“性骚扰”。米兔继续向媒体圈蔓延。7月26日,弦子(化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长文讲述了四年前自己作为实习生被知名主持人朱军猥亵的事情经过和过往四年的反思,文章随后被@麦烧同学转至微博引起广大关注。7月27日,财新网发布《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采访了弦子并详细讲述了朱军猥亵女生的细节。报道随后被删。

20余天后,朱军于8月15日发布律师声明,称7月以来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消息不实,并将爆料匿名长图的微博原发者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院已于正式受理。

9月25日,据猥亵案当事人弦子透露,朱军在9月19日开始以微博、弦子、@麦烧同学三方对象发起了诉讼,他与代理律师提出四项诉讼请求,分别是删除弦子、@麦烧同学的微博账号并披露相关博文数据,爆料人与当事人在报纸与个人微博上道歉,赔偿朱军65万元人民币并承担本次诉讼费用。

弦子随后也起诉朱军并向朱军索赔索赔人民币6万元,其中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10月25日,双方就此事在法庭交换证据,朱军本人未现身。

米兔的兴起不仅展示了性骚扰的广泛存在以及女性职场环境之恶劣与不平等,也展示了用人单位/机构对权力监管的极度缺失。但由于权力关系悬殊担心被报复、被威胁,或者面对针对受害者的谴责和荡妇羞辱压力过大等原因,能够站出来的当事人始终只会是冰山一角,同时她们也正面临着被反告诽谤、缺乏心理和法律支持等一系列问题。司法界也应重新审视由于性骚扰/性侵等暴力的隐秘性和权力关系交织等特点而带来的证据难题。

“女声”

2018年3月9日,知名性别平权媒体“女权之声”被微信、微博双双封禁,账号不得恢复。女声编辑部3月12日发布《就封号敬告新浪微博、腾讯微信及广大读者书》,指她们的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相继被封停,理由是“发布敏感违规信息”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一些公开声援她们的账号也被封停,微博网友被禁止使用女声头像。

4月5日,女声公开发布了给新浪和腾讯的起诉状,表示正式对两家平台无端封停女声账号一事提起诉讼。根据女声提供的快递单号,可查询到两诉状已被分别位于北京和深圳的法院签收。

4月27日,女声提诉腾讯微信平台一事在超过规定的7天工作日审查期后,未能得到深圳市南山区法院的回复。女声代理律师黄沙已向法院监察室投诉立案庭工作人员。

“离婚冷静期”

7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中最引人关注和讨论的依然是其创新之举:全面实施离婚冷静期、情绪约束期、情感修复期。根据指引,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为促使当事人约束情绪、理性诉讼,或者帮助当事人修复情感、维护婚姻,可以设置一定期限的冷静期。

消息一出,离婚冷静期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多数网友表示不理解,认为这阻碍了离婚自由,并对因家暴离婚等弱势一方的处境感到担忧,甚至有网友疑惑为何不设“结婚冷静期”。

11月25日,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因不堪忍受丈夫家暴,成都一女子董芳向成都法院提交离婚二审上诉书。去年6月,董芳与丈夫产生争执,被施以暴行。事后她如愿申请到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来她提出离婚诉讼,经3次庭审,法院判决不离婚。法官称,要给双方冷静期。有律师建议,法官使用冷静期规定时要审慎,最好是开了庭后,真的认为有和好的可能才使用;另一方面是一旦有打破冷静期的行为例如暴力出现,要立刻终止。

“滴滴顺风车”

2018年5月5日,某航空公司空姐李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8月24日,温州乐清20岁女孩赵某乘坐滴滴顺风车再次遇害,三个月来,滴滴顺风车平台上连续出现两起恶性杀人案件,瞬间将其推至舆论暴风眼。

8月26日,滴滴宣布,自8月27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

9月4日,滴滴启动安全大整治,宣布于9月8日23点至9月15日凌晨5点期间在中国内地暂停提供深夜23:00~5:00时间段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服务。司乘端“一键报警”功能,添加紧急联系人等7项安全措施也陆续在一个星期内上线,此外增加自建客服团队,从原来的5000人增加至8000人。

12月18日,滴滴发布最新安全整改情况,称将从7个方面27项措施全面落实整改,呼吁各界共同探索网约车安全标准。在未完成隐患整改前将继续无限期下线顺风车业务。同时,将采取技术措施审核人车一致性,坚决打击“人车不符”。下线整改中的顺风车已去除社交功能,禁止合乘双方自主编辑内容评价对方,评价行程满意程度仅与出行行为相关,不向第三方展示,依法保护用户隐私。

“娘炮”

8月31日,教育部要求全国小学生家长陪同孩子齐刷刷观看央视9月1日播出的节目《开学第一课》,引起强烈反弹,家长不满的内容主要有:

1 强制观看;
2 节目开播前有长达13分钟的广告;
3 节目中请来了“娘炮”小鲜肉新F4表演,会“教坏小孩”。

然而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上三大原因中只有第三点引起了最广泛和激烈的讨论,大家都轻轻放过了最细思极恐的“强制观看”(提问,这种欺软怕硬的行为是否才是最“不男人”的?)。营销号纷纷撰文痛斥当红小偶像们“娘炮”,并迅速上升到我国男儿丧失血性“国将不国”的高度,哀嚎“少年娘则中国娘”,重新挑起广大直男对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恐惧。

除了娘炮,“伪娘”和“不男不女”等词也成了辱骂的标配。攻击者认为,如今的年轻男偶像妆容浓重(虽然穿着西装),配饰也多像女性专用,颠倒性别,“没有阳刚之气”,将这种审美的盛行解释为“被韩流入侵审美彻底畸形”,甚至痛斥他们是“在丢中国人的脸”。

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要的男性气质是什么?是崇尚暴力喊打喊杀吗?让我们最反感的并不是有人不喜欢中性化的偶像,而是对男性气质的追捧变成对“非男孩”的围猎追杀,这是赤裸裸的基于性别气质的霸凌。“当成四害除了吧”“联合剿杀”“把这些娘炮们灭了”“见一个揍一个”……营销号的文章里和评论中出现的大规模语言暴力和威胁让人震惊和愤怒,这就是所谓的“纯爷们”吗?

“天一案”

11月16日,来自芜湖新闻网的一篇报道掀起了公共平台上诸多网友的讨论热潮:安徽芜湖的耽美文学作者天一(化名)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获刑十年零六个月。据报道,天一对判决不服,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此案引起广大网友的愤怒和心寒,原因有三:一,天一因非法出版、贩卖十八禁耽美文学作品共获利十五万元,被判十年是否量刑过重?二,天一案判刑比其它包括性侵、囚禁女童等恶性性别暴力案件还要重,判决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同时也让人对妇女儿童安全没能得到至少是同样重视的情况感到失望;三,我国没有出版法,没有文艺作品分级制度,对“合法出版”的门槛例如书号、刊号的获取始终没有放低,“非法出版”的诸多前提被忽视。

天一案的出现也让许多耽美文学写作者、爱好者倍感荒谬和憋屈,“成年人连看小黄书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天一有罪,我们都有罪。”不少耽美文学作者也发出了宣言:“我不会放弃自己创作、阅读、研究和讨论耽美色情读物的权利。”作为女性情欲实践的一大通道,耽美文学因其多描写男同性恋的情欲故事而同时触碰了“色情”和“同性恋”两条审查底线,往往成为平台和政府严打严查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4月新浪微博重点清查“涉黄的、宣扬血腥暴力、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及短视频内容”便可见一斑。

12月17日上午10点,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控辩双方围绕销售淫秽书刊的数量、金额及情节是否属特别严重等焦点展开激辩。最终,公诉人认为该案定性明确,但部分事实未查清,部分程序出现瑕疵,建议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庭审持续两小时,法院未当庭宣判。

“无痛分娩”

2017年8月31日晚,在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产妇马茸茸在待产时,从医院五楼坠亡。事发后,医院方面表示,由于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最终导致产妇难忍疼痛跳楼。但是产妇家属却声称,曾向医生多次提出剖宫产被拒绝。

产妇生命因分娩疼痛而停止,以此事为契机,2018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2018年至2020年,在全国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据了解,无痛分娩在欧美国家的使用率达85%,而一项麻醉课题研究组在全国46个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无痛分娩的使用率仅为10%。

为何无痛分娩推行难?“这是因为综合性医院的麻醉科需要承担各个科室的手术麻醉任务,很难分出人力到产房去做‘看上去不那么紧急’的分娩镇痛工作,而产妇则需要麻醉师24小时全程监护”,辽宁抚顺市某三甲医院麻醉医师陶敏说。8月17日,国家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政策解读中提到,目前,我国共有麻醉医师7.6万人,按每万人需要2.5个麻醉医生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还应配备30万人。

无痛分娩的药剂量仅为剖腹产的十分之一,但作为一项有创操作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医疗风险的发生都是概率的事件。不能因为风险而废除一项可以给广大女性带来裨益的好技术,需要做风险评估。比如,每万名产妇因硬膜外麻醉有关造成死亡的有多少例,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有多少例。

“俞敏洪‘女人堕落论’”

11月18日下午,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某公开演讲上发表了“因为女性的堕落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的言论。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在这场演讲中,为了证明教育方向的改变在于评价机制的改变,他以女性对男性的影响去举例。他的原话是:“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

随后,俞敏洪称,“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很快,他在个人微博和朋友圈就此言论致歉。他说,“……由于没有表达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误解,在此深表歉意”。俞敏洪重述了自己“真正的意思”:“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他随后还通过中国妇女报公开道歉。俞敏洪所谓真正的意思跟他原本的演讲意思其实一样。对于他的解释,网友并不买单,纷纷表示女性不背锅,请男性独立行走,为自己负责。俞敏洪的解释微博被疯转18.1万次,大多数是批评其言论严重性别歧视。

“刘强东无罪!”

美国西部时间12月21日中午11点35分,亨内平郡检察官迈克·弗里曼(Mike Freeman)向《财经》宣布,不会对涉嫌性侵案件的中国商人刘强东提起诉讼。

检方告诉《财经》,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部门的彻底调查和四名高级性侵案检察官的细致审查,确定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刑事指控无法证明超出合理怀疑。

“就像许多性侵犯案件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弗里曼告诉《财经》,“它也与其他性侵犯案件类似,无法证伪性行为是双方同意的。当我们审查监控录像、短信、警察随身摄像机视频和证人陈述时,很明显我们无法达到我们的举证要求,因此我们无法提出指控。”弗里曼进一步表示,因为不想让年轻女性再次受害,所以不会做详细说明。

尽管此案已经免除了刑事诉讼风险,但女方及代理律师决定对该案件发起民事诉讼

引起公众广泛讨论的除了案件本身,更有各媒体对此案不予刑事起诉这一结果的报道倾向,不少媒体直接采用刘强东及其律师的说辞,未见对美国检方的准确翻译,也未见女方律师的说法。人民日报更是直接在标题使用了感叹号,喜大普奔之情溢于言表。

“新案由”

12月22日据法信网报道,最高法发文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新案由自2019 年1 月1 日起施行。自2013年就业歧视第一案“曹菊案”以来,最高法在无数女权者的司法实践和呼吁倡导下,终于有了重大回应。而另一方面,针对教育机构的责任而增设的“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由,再次提醒各教育机构,防治性骚扰是法定责任,不履行会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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