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

冯永锋

冯永锋

简介:冯永锋简介:71年出生在福建北部山村,90年考入北京大学,90-91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91-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95-98年在西藏日报工作,98至今在光明日报科技部工作。曾著《拯救云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没有大树的国家》等书。

291 13

猜你喜欢

“垃圾不落地”需要人海战术
垃圾不落地的好处是,垃圾可以不上天,垃圾可以不入土壤,垃圾可以不入江湖。这样,垃圾产生的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甚至是一万次的环境伤害,就会降低很多。这样,水里才可能有鱼儿,天空才可能有鸟儿,因为,鱼儿和鸟儿的肚子里,不再塞满垃圾,尤其是塑料垃圾。

更多专栏

嘿,老板的作用不是用来发工资的

有一天我梦见自己创业了,醒来后发现有人在我桌子上留了张字条,这张闪烁着旧时代人际交流习惯的纸条透露出了三个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所谓的创业者,其实就是能够一致性地决定生产什么产品的人。第二个意思是所谓的创业者,是能够决定与什么样的伙伴合作的人。第三个意思是所谓的创业者,是能够决定如何与周边关系建交的人。

由此看来,很多人官做得再大,他也不是创业者,因为这三个要件中,他可能中满足了两个,或者两个半,但就是这缺失的半个,可能就决定了他身上永远不会闪耀创业者之光。

由此看来,很多人的生意做得再大,他也不是创业者,因为这三个要件中,他虽然表面上三个都满足,但仔细一分析,都满足得不透彻,类似于每个人经常都在玩的虚拟游戏,游戏再逼真,过程再惊心动魄,终究只是个娱乐活动,很难真正的摧毁人的心灵,或者重建人的内分泌系统。

但“老板”这个词汇似乎是在被滥用的,它被用于所有有可能形成某种落差的人际场景。比如大学的研究生们喜欢叫他们的导师为老板。比如一个科长可能会叫一个处长为老板。比如一所小学的老师会叫他们的校长为老板。虽然这个校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工资给老师的人,但从形式上看,老师的工资确实是校长有权决定发不发、发多少的,于是,发工资的人说了算的思维就入侵了,于是,校长自然就是老师的老板。

企业里就用得更多了。工厂车间里的工人,甚至可能把车间主任看成他们的老板。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个人也可能是决定他们工资数额的那个决定性签字人。

但是第二天我不想创业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这些说法好离谱。因为,到底是“老板”给你发了工资,还是你在老板的这个平台上,替老板挣了不少钱之后,老板顺便给一些余额给你,作为工资?

然后你还得感激老板的开明和慷慨。

回溯人类的老板与员工关系史,似乎都有些奇怪。战士们跟着起义领袖打战,死伤的是自己,江山成了起义者的。然后稍微得到点抚恤和恩宠,就要跪下去山呼万岁起来。企业也是,企业老总们稍微给员工加点工资,员工都要受宠若惊,好像得了多么大的恩惠。

当然,当惯了老板的人,是要出来反驳的。他们说,老板们当然要分得更多,因为他们负有更多的责任,冒有更多的风险。起义的时候,随从的人固然可能战死,但一旦事败兵倒,死得最惨的还是起义首倡者。办公司的时候,业绩做得不好,员工固然可能受到点惩罚,甚至好几个月领不到薪水,但企业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是卖血跳楼也要保证员工的稳定性的。因此,风险越大,责任越大;风险越大,受益也自然越大。

这些道理反正怎么说都通,只是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叫“众创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仍旧会有落差或者说区别,会有先后,会有互相不兼容,会有左右,但似乎不会再有高下。更多的时候,是互补,是助成,是“级配”——也就是类似混凝土里的大石头小石头沙子水泥清水的协作共建状态。

既然不相克,当然就相生。虽然相克也是一种相生的方式,虽然相生也可能意味着某时的相克。

但在这样的系统里,老板,肯定不是用来发工资的。他可能是个奠基人,他可能是个先行者,他可能是个铺路石,他可能是团营养土,他可能是生长在一棵松树边的一棵柳树,或者是,一个生态群落里的某一朵花,某一棵草。

一棵松树怎么可能给一棵柳树发工资?一只鸟又怎么可能只接受一朵花的喂养?一片云下的雨怎么可能只润湿一片树叶?而一只鸟的鸣唱,又怎么可能只有一只蜜蜂听到?同样,一朵花又何必嘲笑一棵树?一丛草又怎么可能通过谩骂和指责一粒石头而提升自己的舞姿?一只蜗牛又怎么可能批判一只乌龟就让自己的内心修养提高一些?

大自然的这种相生共存的关系,可能更适合现在的“经营团体”,其实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再有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大家都只是一个联合体而已。

因为,在起义者获得的政权中,一定有参战士兵的“股份”,无论这士兵是生是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生和死去。因为,在企业董事会的利润中,一定有员工的贡献,只是以前的“老板们”,不肯把员工的主要贡献返还给员工,而想出各种理由占为己有,甚至,让员工产生了董事会在给员工发生命救济粮的感觉。

但时代正在变得模糊。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是父母为重,长辈为重,现在似乎变得子女为重,晚辈为重。人与财富的关系也似乎在发生变化,过去是财富私有最为光荣,现在,似乎是财富为社会所用才更有意义,才更富有活性和自由。

既然这么多变化都已经发生在当下,那么,机构、单位、团队、集体、组织之间的人际关系,肯定也在发生变化。

人类发展这么多年来,积累得颇为丰富的,其实是工作经验和工作手法,有些经验甚至成熟到完全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创新和思考,直接引用和照抄就行。整个团队都会本能地默认和许可。

由此,一个人进入一个机构,表面上是在学习这个“机构的文化”,其实很可能是在通过这个机构的路径,去学习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某些与这个机构品性可能一致的“运营方式”,这个方式可能通过机构的规则呈现出来,也可能通过表面上极有个性实际上极为常规的“创始人创新”的方式来表达。

既然如此,一个创始人与其把自己变成发工资的人,不如把自己变成一个学习的引导人、业务的协调人、组织的粘合者、生态群落的基层土壤。所谓的工资,其实都是每个人自己“挣”的,因为只要有劳动,一定会有报酬。这工资是来自于创始人的出资、基金会的赞助、互联网上众筹、政府的服务购买、企业的定向捐赠、公众的消费支持,其实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实每个人,从一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是自己的老板。

但一个群落又不只是讲孤立求生的,它在讲求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讲究合作共建。你随便闯入一个天然生态系统就可发现,这些花草树木之间是多么自如地搭配和共存。他们表面上看都是不一样的,但他们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某种互相怜惜,某种互相救济,某种互相依存,某种互相协作。他们一定在用某种语言在交流和沟通,他们一定在用某种眼神在互相交换看法,他们一定既嚣张又隐忍地与伙伴相依为命。

在这样的群落里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老板的痕迹,没有一个生命想成为别的生命的老板,因为也没有一粒生命愿意被老板胁迫着。那棵大树不是,那片黑土不是,那条河流不是,那只蜘蛛不是,那朵牛粪也不是。

评论 (0)

评论加载中...

我要评论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