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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phone开发者自杀事件的法律思考

随着 WePhone 开发者苏享茂的纵身一跃,翟欣欣的“名声”迅速超过马蓉,甚至有网友造出一个新成语:“欣欣像蓉”。信息爆炸时代个人事件可以秒变为全球事件。在不断发酵、扩大的翟欣欣“风暴”中,两位当事人的感情往事、生活作风、家庭情况等个人隐私也不断呈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人们抱着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情绪,对案件不断探究、曝光、推测、臆断,而后根据自身的经历为事件标注不同的韵脚。最后该事件或作为严肃的社会现象进行讨论或成为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有律师因为代理翟欣欣而惨遭广大网友的唾弃。本文仅从该事件中提出两个相关法律问题供大家共同探讨。

图片来源自网络

隐私权保护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界限

随着“苏翟事件”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广大网友的“人肉搜索 ”、各新闻媒体社交网络的披露和评论及苏享茂家人对翟欣欣个人信息的披露是否构涉嫌对翟欣欣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网络信息的提供者或者评论者是否涉嫌非法获取或侵犯当事人信息的刑事犯罪?当事人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刑法上的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什么关系?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有哪些?能否通过刑事手段来达到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的目的?

要界定公民隐私权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首先要厘清隐私权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概念。隐私权问题虽然较早被美国学者提出并研究,但针对隐私权的概念目前各国学者并未达成统一认识。

      美国学者威廉﹒M﹒碧尼指出:“隐私权可表示为人格权或人的尊严,一个人的私生活受到侵扰,未经当事人同意而将其肖像、照片、姓名等个人信息向公众发表,并使其感到精神不安、痛苦、羞耻或惭愧,即为对其隐私的损害。”
      日本学者前田雄二则认为隐私权是一种保护公民个人私生活秘密的权利。
      我国著名学者张新宝教授则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依照法律享有的居住不受他人侵扰以及保有内心世界、财产状况、社会关系、性生活、过去和现在其他纯个人的不愿为外界知悉事务的秘密的权利。
      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这种观点已被不少学者所认可,并被许多论文和著作所引用。

隐私权在我国《宪法》第 38、39、40 条中就针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的《刑法》中虽没有对侵犯公民隐私和隐私权作出直接规定,但是刑法的 245、246、252、253 和 254
条之规定均体现了刑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方面的立法精神。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虽然也没有提出隐私权保护的明确条文,但对公民的人格尊严进行了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民事权益范围中包含了隐私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行为。信息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侵犯。如今信息时代发达,公民的个人信息很容易泄漏甚至被侵犯。法律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他人不能轻易侵犯。然而一些人为了利益或是其他会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构成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刑法第 253 条之一中有明确的规定。

苏翟事件已经突破了传统隐私权概念的外延延伸至网络隐私权。网络隐私权目前还不是法律术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网络隐私权外延的延伸导致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作出相应的变化。对侵犯隐私权的保护方式可以通过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和打击刑事违法犯罪来达到保护当事人的目的。

目前网络上各种对翟欣欣个人信息的披露是否构成对翟欣欣隐私权的侵犯?是否可以如其代理律师所说通过追究刑事责任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图片来源自网络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首先,依据传统隐私权理论,翟欣欣是普通公民,享受隐私权。如果翟欣欣有证据证明他人对其个人隐私信息进行了泄露,有权通过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由于网络社会新闻的爆炸,某些普通公民的个人事件迅速发展为公共事件。其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范围也应当作扩大解释。

其次,当公民的个人事件扩大至公众事件,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公众的知情权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普通公民的个人事件如果扩大为公众事件其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可以比照公众人物,其对应普通大众网名有知情权。其个人事件已经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演变为公众事件,普通公民也可以参照对明星、官员等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一部分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评价,因此普通大众有享有一定的知情权。

因此,只要普通网友大众不是以贩卖或者非法获取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只是 “人肉”搜索出当事人的某些真实信息供他人对所涉事件进行评判,便不构成对当事人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判断是否构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要看获得信息的动机和目的及是否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对个人信息的公布造成了主体权益、人格、尊严的严重受损,或是个人社会信誉的严重降低,且具有非法获益的目的,可以被认定为侵权,严重的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类似于苏翟事件的真实新闻报道,和大众的知情权相呼应,当事人负有容忍的义务。

婚姻家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

对于苏享茂跳楼事件到底属于婚姻家事纠纷引起的“自杀”还是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他杀”?罪与非罪的认定需要以公安机关进入司法程序形成的“法律事实”为基础。 
 
根据网络呈现的相关资料,整个事件中关于翟欣欣的行为,有网友整理出来如下 “事实”: 
 
首先,翟欣欣掌握了苏享茂经营的 WePhone 软件存在法律灰色地带风险这一事实;其次,翟欣欣以向公安机关举报对苏享茂进行要挟,并通过聘请律师和声称自己的舅舅属于公安系统不断强化这种胁迫的真实性和紧迫性;最后,翟欣欣与苏享茂签订了 1000 万元的离婚补偿协议(实际支付 660 万元)并最终导致苏享茂“自杀”的严重后果。 
 
因此,一种观点认为苏享茂的跳楼事件不是单纯的“自杀”事件,翟欣欣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对其立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翟欣欣和苏享茂属于夫妻关系,两人在长期相处中肯定掌握对方很多秘密,在常见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必然会以此要挟为自己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刑法对这种婚姻家事纠纷积极介入会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当扩张。

对于翟欣欣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最终要以司法机关形成的“事实”为依据,依据目前网友整理的“事实”翟欣欣的行为是否构罪?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呢? 
 
首先,笔者认为判断苏翟事件属于婚姻家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 1000 万元补偿款性质的认定是本案的核心焦点,其对事件的定性起到了决定作用: 
 
第一,补偿款的金额是否合适。苏享茂和翟欣欣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苏享茂补偿给翟欣欣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支付660万元),这笔补偿款金额是否合适?我们结合北京市人社局、统计局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92477元,1000 万相当于一个北京上班族不吃不喝 100 年的收入,而苏享茂和翟欣欣的婚姻仅维持了 41 天,支付如此高昂的补偿款显然不符合情理。另外应当结合苏享茂的个人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如果苏享茂坐拥数亿家产那么对女方多补偿一部分金钱理所应当,但是现实情况呢?

笔者摘录苏享茂遗书的话“我资金链已经断裂,实在很绝望。”之后苏享茂就选择了跳楼自杀,苏享茂在婚前婚后短短 3个多月时间共计花销高达 1400 余万元,这笔巨额钱款显然已经超越了苏享茂的承受范围之内,而翟欣欣索要的 1000 万元补偿款也成为苏享茂自杀的重要原因。故笔者认为这1000 万元所谓“补偿款”对于苏享茂来说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而且已经远远超越了其能过承受的能力范围。 
 
第二,补偿款的性质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于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理应有共同的支配的权利,而其性质也不属于敲诈勒索罪认定的公私财物。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故原则上只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夫妻处理其共同财产约定对另外一方进行更多照顾是合法有效的。结合本案,苏享茂与翟欣欣从结婚到离婚共计 41 天,双方并没有多少夫妻共同财产,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也并没有特定的财产收益,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九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翟欣欣不能举证夫妻双方有特殊约定,那么离婚协议书中苏享茂许诺翟欣欣的 1000 万元离婚补偿款应当属于苏享茂的个人婚前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这显然已经不属于了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财产分配的客体,那么如果夫妻一方对其进行非法占有就有可能进入到刑法惩治的范围。 
 
第三,补偿款的依据是否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婚姻的基础应当是彼此信任,苏享茂和翟欣欣双方对彼此都存在隐瞒(苏享茂隐瞒其为乙肝携带者,翟欣欣隐瞒了曾有过婚史并篡改年龄),但以上的隐瞒并不能达到婚姻法中的赔偿程度。从苏享茂的公开信和翟欣欣母亲接受媒体采访中我们可以得出,苏享茂开发的 WePhone 软件存在法律风险才是两人离婚并且翟欣欣要求苏享茂 1000 万元补偿款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翟欣欣是否能以此理由要求苏享茂对其进行巨额补偿呢?
 
首先,苏享茂开发软件进行运营的行为是否违法并没有定性;

其次,认定符合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权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夫妻一方对离婚具有主观上的过错;2、婚姻当事人中的过错一方存在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3、请求人有损害事实存在。4、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并且最终导致了夫妻双方的离婚。

退一步来说假定苏享茂开发的软件被定性为违法程序,但是苏享茂并没有重婚、家暴、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翟欣欣也无法证实自己受到了损害与 WePhone 软件的运营存在因果关系,故苏享茂的行为不符合离婚赔偿的规定,翟欣欣不具备寻求巨额赔偿的法律依据。最后笔者认为婚姻法中的赔偿责任应当理解为因损害或者未履行义务,对无过错一方在损害范围内的补偿而非民事意义上对可期待利益的赔偿,支持明显高于损害范围的巨额补偿款显然有违立法精神。 
 
反观本案苏享茂在无过错的情况下(结合现有网上资料)却签订了高昂补偿金的离婚协议,且协议书中记载着“如果本协议签订后哪方拒付或者迟延支付,则每延期支付一天,赔偿女方 10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这种非常荒谬和离谱的赔偿条款,显然已经违背了婚姻法赔偿的原则,而苏享茂接受的行为也侧面证实其在被抓住弱点和把柄、长期处于恐吓和要挟之中、被迫签订不平等的赔偿协议时的惊慌和恐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通过网络报道的“事实”分析翟欣欣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婚姻家事纠纷。翟欣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WePhone 软件涉嫌违法经营为要挟,使用举报、威胁等手段,假借离婚补偿款的名义将苏享茂的 1000 万元据为己有,翟欣欣已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总之,作为法律人本人坚守律师职业道德和靠证据说话,在没看到相关确凿证据之前只是结合网络“资料”提出问题供大家探讨且不带有任何个人好恶主义色彩。“苏翟事件”已经从纯粹的家庭私人事件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苏翟双方也都聘请了业内有名的律师作为代理人。本文只是从现有网络资料出发提出我们的观点,以期抛砖引玉,为司法机关解决问题、法律人开展学术探讨、广大读者谈论交流提供点滴见解。

作者简介

      许波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地产和地产金融、公司全面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
      易燕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公司投融资、公司收购并购、公募私募、劳资争议、公司股权纠纷、合同纠纷及商事仲裁等。
      李晓鹏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成员,主要从事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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