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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恶性事件,我们真的不需要记者了吗?


写在前面

2019年1月8日,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小学内。被劳务派遣公司解聘的校工贾某,为发泄不满,在校园内用手锤锤伤了二十名学生。

我们在谴责凶手的同时,还需要详尽的媒体报道来了解他的愤怒来自何方吗?更详细深入的恶性事件报道,会激励更多的模仿者吗?负面新闻事件的披露,真的是有损尊严的丑闻吗?

关于恶性事件后的新闻管制,我们也和你聊一聊。

“把手机都放下,我们没有义务去宣传。”

2019年1月8日,在北京西城区某小学内发生校工锤伤小学生事件后,一则校长向家长通报情况的视频在网络流传。面对焦急万分的父母,校长和工作人员在开口说话前,异常纠结的却是现场举起的手机。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坐在通报会现场的每一个家长都是记者。他们随时会将通报会上的信息、实录上传到社交网络,让更多的公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在校长的逻辑里,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尽管发生在学校里的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但不应该随便对公众传播详情细节。

这并不只是校长一个人的想法。锤伤事件的新闻曝出后,第一时间是大规模删帖。与事件有关的新闻报道被严格控制,也有目击者记录下路透社记者采访被阻拦。

而这几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的惯例了。

去年年底,北京交通大学发生实验室爆炸,三名学生死亡。界面新闻《正午》栏目的记者罗洁琪描述事后去北交大采访的经历:碰巧遇到的学生试图检查她的证件,以报警威胁要求她和同事离开,并堵住她上楼采访的去路。

在这些学生眼中,记者是要严防死守的敌人。

防火防盗防记者,为什么会成为从部分官员到某些民间人士的共识?恶性事件发生后,为什么要严格控制信息的传播?将信息管控正当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而它们真的成立吗?

(现场工作人员要求家长放下手机)

避免信息混乱?

我经常听到的第一个理由是,为了避免信息混乱造成的公众恐慌和焦虑。

伴随突发恶性事件的,总是各式谣言。禁止私下的信息发布和独立的媒体采访,由官方统一发布信息,能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混乱。

在此次锤伤事件中,官方前后也多次主动披露信息。第一次信息披露,在事发当日中午。事件发生三个多小时后,“西城发布”披露了基本信息:一男子校内伤害孩子,有20个孩子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第二次披露,在当日傍晚。“西城发布”补充了更多有关嫌疑人的信息:男,49岁,黑龙江人,劳务派遣人员。因劳动合同不再续签而发泄不满,在课间用工作手锤打伤学生。

随后在当晚的发布会上,相关方进一步更新了信息,包括学生们最新的救治情况,有关部门采取的行动。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校方提到,嫌疑人和学校不存在任何矛盾纠纷。

这些信息足够了吗?作为一个关注此事的读者,作为关注校园安全的家长、公民,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会想知道——劳务公司为什么不再和嫌疑人续签?不再续签一事,为何会激起他如此之大的反应?他愤恨情绪真正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在愤恨情绪不断积累、发酵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可能察觉、疏导此种情绪的机会?在最终采取行动前,他是否发出过威胁或警告?……

是的——我想知道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将锤子砸向孩子们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最终作出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些信息?逻辑很简单:我们只有了解了恶人何以至此,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地找到干预方案,预防下一次惨案的发生。

正如我们在过去诸多针对犯罪者的调查报道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发起无差别攻击的恶人,必然有其自身的人格缺陷。但犯罪行为,终究是极端、变态的心理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我们需要去探究每一个犯罪案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触发了暴行、催化了邪念,在孕育罪行的环境中有哪些可能干预、改变当事人行为的契机,在防范、制止犯罪的每一个环节哪里的防护网有所缺失。

探究犯罪者背后的故事,绝不是对他的同情或对其行为的辩护。即便他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他的愤怒让人可以理解,但作恶与否,依然是一个人可以自主决定的选择。分析恶行背后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并不会减轻当事人选择作恶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但这种分析,却让我们至少知道可以从哪里入手,去改善滋生犯罪的土壤。

而这些信息,是极少出现在官方的通报中的。这正是需要专业的媒体记者,多方采访、深度调查而提供给公众的信息。

当信息管制为专业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设置种种障碍时,总有其他的替代品出现。

例如在此次锤伤事件中,我已经看到不少来源不明、证据不清的转帖、截屏,猜测劳务公司遣散校工,是因为某些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准备以自己的公司、工人填补岗位;还有的将此事与人口疏解相联系,认为不续约是要一刀切的解聘外地工人、驱赶外地人……

这些无法验证真伪的小道消息在坊间大肆传播,不断煽动和迎合社会情绪。信息控制直接打击的往往是那些本可以提供更高质量信息的专业媒体,却无法对社交媒体上的种种传言作出有效辩驳。而本可以对这些传言进行查证、澄清的专业媒体被噤声,信息控制最终反而成为催生谣言的沃土。


避免模仿效应?

严控恶性事件的信息传播,往往还有第二个理由:避免模仿效应。

报道恶性事件,引发“模仿犯罪”——这一直是传播学、犯罪心理学热衷的研究课题。

现实生活中似乎总有这样的例子。或许你还记得,2010年曾密集发生过一系列屠童事件: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42岁的原社区医生郑民生,连续砍杀13名儿童;4月12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一个精神病人在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追砍放学小学生,造成两死五伤;4月28日,在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广东湛江雷州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另一所小学的病退公办教师陈康炳砍伤19名师生;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在江苏泰兴市,一名叫徐玉元的无业男子冲入中心幼儿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这一系列的事件,被认为是“拷贝犯罪(copycat crimes)”的例证——即杀手行为的刺激模仿效应。

美国学者Sherry Towers为模仿效应提供了更多的实证研究。她收集了从2005年2月到2013年1月,发生在美国境内的486起滥杀事件(public mass shooting)的详细数据。这里的滥杀,是指在相对公开的场合无差别地杀害了四人以上的事件。她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明显会受到先前同类型事件的启发。滥杀案发生后的13天内发生类似案件的危险最大,这一时段内发生滥杀案的可能性要比平时高出22%。在Tower看来,模仿效应在高达30%的滥杀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对恶性事件的媒体报道,触发了模仿犯罪。那禁止媒体报道,就能避免模仿犯罪?

新闻自由的拥护者,对此有一个辩护——即便没有媒体报道,也会有其他的诱因触发犯罪。尤其当一个人有意要犯罪时,ta可以模仿的对象、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是太多了,难道要把所有与犯罪有关的电影、小说、游戏都封锁掉?

然而,这个辩护的说服力并不足:不能因为还有其他诱因会触发犯罪,我们就对媒体报道这一诱因放任不管。

这些潜伏的反社会的犯罪分子,就像一个个定时炸弹。媒体报道,能帮助我们尽可能找到拆除炸弹、减小危害的办法,但同时也有可能擦出火星、点燃炸弹。

那这时,我们要做的绝不是禁止媒体报道,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报道,或者是媒体报道中的哪些要素,最终擦出了火星、触发了模仿效应。

例如在业界有一定共识的报道规范——不应过度渲染凶案细节、描述作案手段,以免起到“教科书”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及社会学专家Loren Coleman也提到媒体报道时的用词问题。例如,凶手策划枪杀事件“成功告终”,或自杀企图宣告“失败”——这些细节都会对潜在的凶手或自杀者产生暗示。

一些学者建议,不应轻易报道案犯姓名,避免让潜在的凶手感觉,制造滥杀事件可以通过“最后一搏”为自己失败的人生博得名气。记者在报道中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忌讳将凶手简单描绘成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将制度批判扩大化;避免肤浅地采访那些其实并不了解凶手的熟人、街坊,制造一种他本性不坏、非不得已才会犯事的表面印象,而要更全面展示其性格缺陷。

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帮助媒体形成更具操作性的报道规范。让这些关于惨案的深度报道为社会提供更多必须信息的同时,降低触发模仿效应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化、一刀切的控制信息、拒绝报道。

避免家丑外扬?

严防记者的第三个理由,尽管薄弱,却也有着广泛的认可和支持——避免家丑外扬。

尤其是有外国记者试图采访时——他们到底什么居心?为何要抹黑中国?怎么能让他们随随便便报道中国社会的负面消息?

可是恶性事件,是不是就等同于丑闻?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恶性事件的发生纯属意外事故。事件的发生,难以苛责、归咎于他人,社会也难以预测或阻止。这是一场悲剧,而非丑闻。悲剧的传播,会让人们基于同理心而产生更强烈的社会认同感,会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一起抵抗威胁、共度时艰。在面对悲剧时,最需要的是对生命充分的尊重与悼念。这也是为何,在此次锤伤事件后,当事小学校长与某些老师的冷漠态度,会激起如此巨大的民愤。

第二种情况,恶性事件的发生,与宏观的社会制度或微观的管理因素有关。因为道德上的可归责,让事件的发生确实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丑闻”。那阻止相关信息的传播,是不是就是维护声誉最好的方式?恐怕比起护短、遮掩、回避,更能挽回声誉的方式,依然还是直面问题所在——彻底地调查与反思,承认恶性事件背后的制度性缺漏,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改进。而信息的公开,是对一系列改革的监督和促进;也只有更加公开地让外界看到这些改变,才有可能真正扭转形象。

伤童事件,突破的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而要预防下一次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不断的反思和探究,从已有的悲剧中寻找到有效行动的线索。我们作出这一系列努力的前提,依然是信息的公开,以及对新闻自由的尊重。

参考资料:
Michael S. Rosenwald, “Are mass shootings contagious? Some scientists who study how viruses spread say yes.”, March 8 2016, The Washington Post
Loren Coleman, “The Copycat Effect: How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Trigger the Mayhem in Tomorrow's Headlines”
Kersten Knipp, der amoklauf und seine nachahmer, 26.7.2016,Deutsche Welle,https://www.dw.com/de/der-amoklauf-und-seine-nachahmer/a-19426330

※本文源自C计划(公众号ID:PlanC-Edu),作者:蓝方,编辑:叶明欣,排版:刘艺,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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