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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广告牌,一场3251公里的反对同性恋扭转治疗行动

 

作者 | Sisyphus

2019年1月14日,武老白在南京仁康医院精神科挂了一个号。武老白告诉会诊的马医生,自己是同性恋,因为害怕向家人出柜,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未等武老白解释太多,马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况是就是性取向障碍。”并说同时间还有另一名同性恋者在寻求他的帮助,过去他治疗过的多名同性恋者中,并不乏博士、军人等比较有知识的人。

接着,马医生让武老白做了两项检测,分别为90项症状检测以及递质功率检测。对于这两项常用于检测抑郁、焦虑、偏执程度与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检测与性取向的关联,马医生只是解释道:“所有事情都是有关联的。”

武老白数得特别清楚,在做递质功率检测的时候,自己的头上被夹了21个夹子。检测延续了大概十分钟,这类检测不会带来痛感,但缺乏安全感的他一直在询问护士:会不会痛。
     


治疗单,图片来源:武老白

拿到检测结果后,马医生告诉武老白,当天就可以开始综合疗法,只要10到15天就能够改变他的性取向。马医生自诩是这方面的专家,已经治疗过很多名“同志”。

马医生的综合疗法包括了,用来提高自信的认知疗法、行为疗法、脑平衡循环疗法,还有需要服用抗抑郁及焦虑药物的疗法。整个疗程大概需要两万多元。

考虑良久,武老白最终决定不接受治疗。

三块广告牌,96个扭转治疗机构

武老白在医院里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性倾向“扭转治疗”的“前戏”,如果这个“疗程”继续下去,医生可能会对来访者进行催眠、“厌恶治疗”,比如,来访者会被要求当对同性产生性幻想时用橡皮筋弹自己的手,甚至有的诊所会用电击来治疗同性恋者。

荒诞的是,武老白实际是一名“直男”。

“就诊”南京仁康医院,是他的艺术项目“恋人”中的一个环节。

“恋人”项目中,艺术家武老白与同志警察林壑参考电影《三块广告牌》中的创意性传播方式,将三句表达抗议“扭转治疗”的话,分别挂在三辆货车的货箱上,从上海出发,沿途拜访南京、济南等七市已证实在做“扭转治疗”的医疗机构。

根据多个公益组织的统计数据,武老白和郑宏彬两名艺术家做了一个中国可扭转“治疗”机构分布图,上面有96家提供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机构,武老白“就诊”的南京仁康医院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种“疗法”在医学上并没得到认可,甚至遭到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表示:“那些为改变性倾向而作出的努力,不仅只是缺乏医学意义,而且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另外,美国心理学会2009年的研究《针对性取向的合理治疗对策》显示,“扭转治疗”会给接受“治疗”者带来负面影响,如丧失性欲、产生抑郁、焦虑情绪与自杀倾向。
     


中国可扭转“治疗”机构分布图(2019更新版),此数据由浪漫转身、同爱、亲友会青岛分会及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在2015年-2017年间接到的求助信息统计而来,又由武老白与郑宏彬于2018年12月通过网络查询及电话核实更新而成。

“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19年了,为什么?”红底黑字的大幅“车载广告”,将随着这一艺术项目在中国行走3251公里。



项目的货车,图片来源:“恋人”项目志愿者雷一鸣

这三句话,是武老白从国内曾接受扭转“治疗”的同志访谈,世卫与专业学会等组织的声明中提炼出来的,它们代表着同性恋扭转治疗的现状:同性恋在各国际性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已实现去病理化了,但仍有许多机构对同性恋进行“治疗”。

武老白告诉NGOCN,以艺术行为来表达抗议,是希望能吸引媒体报道LGBT议题。据他观察,目前中国的舆论环境趋于收紧,此前曾发生过新浪微博拟对同性恋题材短视频与漫画清理等事,LGBT议题很难在公共媒体中得到讨论。

1月11日至今,武老白已拜访了位于上海、南京以及济南的7家“扭转”机构。标签#被矫正的恋人#已经在新浪微博上得到1051.9万的阅读,1.7万的讨论。
  


同性恋扭转治疗竟有“科学依据”

“性指向障碍”,是武老白艺术行动的一个关键词。

它出自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所编著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即《CCMD-3》)。

“指起源于各种性发育和性定向的障碍,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这是 CCMD—3 纳入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主要原因。”——《CCMD-3》中,对“性指向障碍”的定义描述。

而符合“性指向障碍”定义的同性恋及双性恋,则被纳入进《CCMD-3》的条目中,即被视为精神障碍。当然,这里的同性恋,并非日常所泛指的“同性恋人群”,而特指“自我不和谐性同性恋”,《CCMD-3》附录中也提到这一处理参考了世卫资料《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即《ICD-10》将自我不和谐性同性恋[66.x1]归属性指向障碍。
     


图片来源:《CCMD-3》截图

尽管《CCMD-3》中仍有条件地纳入“同性恋”条目,但已相当于同性恋作为性倾向已不被统划为精神障碍。李佳益、方刚等在论文《同性恋“去病化”前后》中这么解释《CCMD-3》,“只有那些自我感觉不好的同性恋者才将继续被视为医疗对象。 如果同性恋者自我感觉良好或者不希望改变性取向,那么他/她就不能被视为异常。”

至于“性指向障碍”这一条目,在国内心理学及精神医学领域中,也曾受到学者反对,包括方刚、二言。例如,二言曾在文章《质疑CCMD-3中的同性恋条文》认为,大量研究显示同性恋者的压力来自社会,如果社会环境更宽容,“精神障碍”就会自然减轻或得以消除。二言更指出,《CCMD-3》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列入其中,对创造宽容的社会环境不利,“这本诊断标准本身就是造成同性恋病态的原因之一”。

现实情况中,对于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读者,或者尝试寻求知识帮助的同性恋者,很容易把《CCMD-3》条目误读成同性恋性取向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障碍,需要通过治疗来改变。

这种误读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在官方机构里。笔者得到一份2016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对举报信的回复,回复中称《CCMD-3》是“原文明明白白将同性恋纳入性心理障碍”。原举报信则是举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存在知识性错误。
另外,《CCMD-3》并没有提出何为合理地帮助“自我不和谐性”同性恋者与双性恋者减轻焦虑,这有可能为并不合符医学标准的“扭转治疗”,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

武老白在“恋人”项目前期调查时也发现,“性指向障碍”是扭转治疗机构最常提及到的一个词,他认为,“性指向障碍”是同性恋扭转治疗至今仍存在的其中一个原因。

“大家无法认清为什么现在同性恋已经在中国去病理化19年了,但还是会存在提供扭转治疗的机构。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找到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也就是‘性指向障碍’这个名词提取出来,让大家了解并搜索这个词。”武老白说道。



“好大夫在线”App截图,医生回复求助者说,同性恋又叫性取向障碍,图片来源:武老白,马赛克为NGOCN添加

回顾2001年出版的《CCMD-3》的修订过程,实质包含着同性恋非病理化派与病理化派的种种博弈。

1996年9月,《CCMD-3》工作组成立,计划重新制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旧版的《CCMD-2-R》仍将同性恋视为是“性变态”。

《CCMD-3》的修订被认为是实现同性恋去病理化的一个机会。当时,北京艾滋病防治民间组织“爱知行动项目”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动行动,如寄送同性恋去病理化资料给《CCMD-3》工作组成员、支持同性恋心理状况的实证研究等。

同时,主张同性恋病理化的学者,也在医疗期刊上刊登其观点。1997年8月,学者贾谊诚将一篇名为《我国是否应取消同性恋诊断?》的文章发布在《精神卫生通讯》中,该文表达了同性恋病理化主张,理由为同性恋“不符合我国国情、传统‘性道德’规范’”。

除以性道德、国情作为立论基础,梁传山、孙凤彩在《同性恋的取舍关键不在国情而在是否变态》中则表达了另一类主张病理化观点:超出正常范围的部分就是异常;从社会常模、适应标准、社会危害标准等来看,“同性恋”都是一种“疾病”。

当然,《精神卫生通讯》中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同性恋非病理化的文章刊出,如从中、李惠春等人的观点。

1996年12月始,《CCMD-3》工作组成员刘华清开始和北京同性恋社群接触,以收集心理测试的样本。1999年刘华清、张培琰等在《中华精神科杂志》上发布了该项测试的研究结论,表示同性恋组(51人)在精神障碍诊断量表 、社会功能量表等“各量表的得分与异性恋组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这项研究结果在此后对同性恋作为整体概念从疾病分类中删除起到关键作用。

至于为什么最终《CCMD-3》的诊断条目保留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刘华清在接受李佳益、方刚等人的口述史访谈时曾表示,一部分专家认为不适宜将同性恋彻底从《CCMD-3》中删除,因为“ 应当与当时的咱们国家的状况相一致, 不能那么彻底的一下子步子迈的这么大……所以这样的步子慢一点呢, 双方或者各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而该“访谈录”也将此举形容为是“科学原则对道德的一种妥协”。

现行国家诊断标准不清晰,《CCMD-3》作用已在减弱

在精神卫生的实务层面,原国家卫计委在2013年制定了《精神障碍治疗指导原则(2013年版)》和《心理治疗规范(2013年版)》,这是基于同年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的要求。

在《精神障碍治疗指导原则》中,并没有“性指向障碍”这一条目。而《心理治疗规范》则说明,“心理治疗的服务对象是心理问题严重、需要系统性心理治疗的人员,以及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国际疾病分类(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的患者。”

然而,目前未有解释性的条文能说明《精神卫生法》中所提及的“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到底应该为《CCMD-3》还是《ICD-10》。

1992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ICD-10》,是一项综合性的疾病分类标准。《ICD-10》包括条目“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并注明“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另外,为澄清该条目含义,世界卫生组织曾声明《ICD-10》并不将同性恋视为是一种精神障碍。

但是,因性取向相关的疾病类别可能导致医师推迟准确的诊断和治疗而造成伤害,且没有证据表明相关类别具有临床作用,《ICD-11》工作组曾建议《ICD-11》删除这一类别。2018年6月发布的《ICD-11》中,“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已被删除。
     


《ICD-11》部分条目 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新修订的《ICD-11》将在国内的医疗机构中发挥着重要影响。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在《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规定,“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至于现实中,主导着中国临床精神障碍判断究竟是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所编的《CCMD-3》,还是世卫组织新修订的《ICD-11》,仍需要打一个问号。



各项文件中关于标准使用的内容,制表:NGOCN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戴云飞2015年发布的博士论文,48.8%的受访精神科医师采用 《ICD-10》作为诊断标准,而使用“其他诊断系统”(大多数受访者注明《CCMD-3》)的占到39.3%。该研究的样本为211名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成员。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永标告知NGOCN,医院疾病分类都是统一依照《ICD-10》,因此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与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在临床中很早之前就已放弃使用《CCMD-3》,目前所使用的是“全国性临床诊断标准”《ICD-10》。

在心理咨询领域,北京同志中心心理部门主管“四月”告诉NGOCN,一、二线城市几乎没有心理咨询师在使用《CCMD-3》了,如今被使用的是《ICD-10》。“四月”说,这是因为《CCMD-3》的分类是参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注1)进行本土化的,而本土化需要很长时间,在《ICD》跟新速度快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再使用《CCMD-3》了。

而一名在上海拥有4年执业经验的线上心理咨询师梦伤,则向NGOCN介绍道:“从总体上说,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有比较明确的想和国际接轨的目标的心理咨询机构选用《ICD-10》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个体从业,选用《CCMD-3》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标准。”

虽然官方指南《心理治疗规范》规定要使用《ICD-10》,但梦伤表示心理咨询不属于心理治疗与精神障碍治疗的范畴,因此不在这项管理之内,而且这一行业暂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目前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实际上,心理咨询人员做出“性指向障碍”的诊断与治疗是违法的,因为《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但在武老白所提供的“扭转治疗”机构名录中,仍有部分机构属于不具备资质的心理咨询机构。
     
北京同志中心在终止“扭转治疗”议题上做过不少推动工作,据其心理部门主管“四月”观察,《CCMD-3》实质已逐渐作废,所以对扭转治疗现状影响有限,反而心理咨询师个人对LGBT群体的友善度才是较大的影响因素。

另外,四月补充“扭转治疗”在中国存在一定的“市场”,即有同性恋者会因家人的意愿主动寻求“治疗”,有部分心理咨询师会主动迎合这种需求。这时候,“性取向障碍”的条目可能会被他们所利用。

“扭转治疗”问题应如何解决?

“恋人”项目启动至今,武老白收到过许多人的支持,目前,这一项目已获得来自560人的接近三万元的众筹。但同时,武老白也有遇到质疑,包括:有人认为“性指向障碍”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是确实存在的;也有人提出同性恋在中国已经去病理化19年了,还在谈这件事情是“无理取闹”。

武老白表示,“恋人”项目最初设想是推动禁止扭转治疗的法律立法。在仔细了解《CCMD-3》后,目标则调整为推动《CCMD-3》实现同性恋的完全去病理化开始,或《CCMD-3》的废除。

而梦伤与四月皆表示,目前存在一种趋势:《CCMD-3》将不再修订,而是直接沿用《ICD-11》。

2001年以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并没有表达过修订《CCMD-4》的计划。但《CCMD-3》不修订,或者卫生主管部门不对中国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进行明确的定义,“性指向障碍”的条目仍有可能影响同性恋在中国的去病理化进程,并为“扭转治疗”提供“合理化”依据。

此外,“扭转治疗”的存在还涉及到医疗工作人员、心理咨询从业者的个人认知问题。根据北京同志中心2015年发布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996个有效样本中,“没有”与“很少”接受过有关性少数群体的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就分别占到33.6%和36.1%。

四月提到,有的心理咨询师是抱着“助人”的心态去帮同志“扭转”的,而国内心理咨询的专业学习很少有涉及性与性别议题的内容,也无法保证能以正确的态度教授这个议题。
 


图片来源:《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截图

这一情况也得到梦伤的认同,他表示涉及到性与性别议题的心理咨询课程仍存在各种问题,如细致程度不够、师资缺乏、理论滞后等。另外,学校教育“谈性色变”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大的改善,与“性”相关的课程内容也局限在部分学科中,“性”未能作为一个与多个社会层面交叉的领域被探讨。

另外,梦伤认为国内同志去病理化以及同志友善心理咨询的研究是方兴未艾,学界关注的缺乏导致缺少足够的去病理化研究成果,这与该切入面的研究小众、拨款申请难有关。解决“扭转治疗”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学术先导”。

“为群体发声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梦伤认为关键是同志群体要在学术圈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同志群体本身才是最了解同志群体的人,所以拥有同志与研究者双重身份的人,有利于在研究中加入不同的声音,增加研究的完整性。

注1.

根据《CCMD-3》的引言,“《CCMD-3》的分类主要向《 ICD-10》靠拢”,“分类排列次序服从等级诊断和《ICD-10》分类原则。”四月在该处所提到的“当时的国际标准”应为《IC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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