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精英阶层妇女的性别意识:女性价值的觉醒

“意识”指的是成员对于所属群体在社会上之位置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文要讨论的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前,清朝精英阶层妇女的性别意识。主要包括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的拒绝与反叛,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对女性心理情感的审视和对女性生命体验的表达。

写作,是人类本真经验的表达,可女性的写作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使女性写作的纯粹性浮现出来,一个女性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只有通过拒绝文化,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悬隔的策略,女性作者才能够从男权文化无处不在的经验领域中抽身而出。

拒绝男权文化的第一种表现,是拒绝父权历史。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观在中国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然阴魂不散。“红颜祸水”论和“牝鸡司晨”论是父权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妲己因为美貌被认为是亡国的诱因,西施的功劳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承认。而当女性拥有使许多男性黯然失色的才华,和并不谨慎克己的性情时,男性文人对于女性才华的焦虑就集中爆发了。他们当然不会直接攻击女性的才华,而是攻击不甘受制于男性的女性道德有亏,想方设法往她们身上泼脏水,比如蔡文姬、薛涛、李清照。
历史作为his story,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历史,在针对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展开记录的时候,往往也呈现出重男轻女的特点,将一些原本举足轻重、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性人物和事迹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可以说,长久以来中国历史都不能称得上性别公正,史学家们欠女性一个道歉。到了清朝,针对这样的历史观展开批判性议论的诗歌作品,数量非常多,很多都是以美人画册题诗或者咏史怀古诗的形式出现,企图为这群没有在历史上获得公正评价的女性先辈正名,并质疑男性书写历史的正当性。比如下面这些分别关于漂母、昭君、褒姒、西施的诗歌:

汉高隆准公,项羽重瞳子。不如一妇人,能识无双士。(陈琳华《漂母祠》)
六奇枉说汉谋臣,后此和戎是妇人。能使边厅无牧马,蛾眉也合画麒麟。(徐德音《出塞》)
桑弧箕服国将亡,尽道宫中召祸殃。未必褒妃非淑女,幽王自不及文王。(季兰韵《题美人画册十首·褒姒》)
从来倾国属名姝,却笑夫差意太愚。不使子胥身便死,美人何力可亡吴。(季兰韵《题美人画册十首·西施》)
大王真英雄,美人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乃不纪其死。(吴永和《咏古四首·虞姬》)

拒绝男权文化的第二种方式,是拒绝“男性凝视”。物化女生形象的问题,不是只出现在网络时代的特别现象,女性形象的客体化在中西文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英国艺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的方式》里提到:男人行动,女人表现。男人注视女人,女人看自己被注视。简单来说,女生没有观看的主动权,只是被动的消极物品。温庭筠的《菩萨蛮》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男性对女性的容貌巨细靡遗的凝视: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中国文学的游仙诗传统,就和男性凝视有关。游仙诗的起源与生死主题有关,包括对神仙的世界的想象,寄托诗人对仙界的向往和祈求长生的愿望,但之后游仙诗传统渐渐带上了与美貌女性相关的香艳色彩。刘义庆《幽明录》中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会稽郡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遇两丽质仙女﹐被邀至家中﹐并招为婿。阮肇又被称为“阮郎”,后亦借指与丽人结缘之男子。此后,游仙诗以爱慕仙人为名,展开了对女性仙人的绮丽想象,女性沦为男性文人意淫的对象。巫山神女、嫦娥、织女、洛神这些诗人笔下反复出现的神女,催生了许多千古传诵的名篇。表面看上去男性对高高在上飘飘欲仙的她们爱慕至极,欲求而不可得,实则这些神女只是被动承受男性欲望,她们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以男性文人文学作品中的香艳形象流传于世。

到了清代,才女们为了反抗这种物化女性的游仙诗传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游仙诗创作。她们借用传统男性游仙诗的意向和语言,挑战男性的游仙诗传统,表示女性拒绝被男性定义。基于这样的女性意识的游仙诗有很多,比如骆绮兰的《女游仙诗二十首·嫦娥》:谁悬明镜画楼前,一片清光万古圆。不是嫦娥拼独处,何人领袖广寒天?

这首诗针对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认为,嫦娥离开了后羿,即使在月宫中长生不老,也会在无尽的长夜中空虚寂寞冷。骆绮兰的诗告诉我们,嫦娥是“拼独处”,拼了命也要奔向自由,她一个人待着挺好,一点也不寂寞。不仅不寂寞,如果不是嫦娥离开丈夫奔向月宫,月宫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领袖。季兰韵的《女游仙六首·嫦娥》也是类似的意思,男人总认为女人离了自己活不了,其实嫦娥根本乐得清静:香浓金粟染铢衣,月窟姮娥静掩扉。永住广寒原有福,青天碧海望依稀。
另一个男诗人津津乐道的是织女的故事。“张骞泛槎”的典故出自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述张骞乘槎上天河到了天界见到牛郎织女星的经历。女作者毫不客气地表示,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粹是张骞的幻想和以讹传讹:天孙织锦傍银河,拜问何年汉使过。回说张骞太饶舌,大千世界事多讹。

拒绝父权文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思和对女性特质的思考。早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女诗人们的此类思考,早在西方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呼唤催生了最初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同时,就已经展开了。

诗歌历来不是女性在闺阁中的必修课。虽然在清朝精英阶层,未婚女孩作诗的能力能大大增加她进入名门望族的机会,但很多保守派坚持认为“内言不出于阃”,女子写诗、交流作诗技巧是不恰当的行为,想要出版自己的诗集在家族以外流传更是伤风败俗。《红楼梦》里黛玉在一次聚会上由于词穷,行酒令的时候用了《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本被正经大家闺秀认为是“淫词艳曲”的典故。因此薛宝钗教育她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未婚女子的必修课毫无疑问是女红,但这时已经出现了一批女作者表示自己对针线活不感兴趣,也学不来,并不以自己对这一项基本技能的缺乏为耻,甘心做个不善女红的妇人。在女子纷纷向织女乞巧的七夕佳节,季兰韵在《七夕》)说道:又见秋光一度新,家家儿女拜星辰。唯侬不乞天孙巧,愿作闺中守拙人。更有激进的作者,对儒学性别规范提出尖锐质疑,不仅不愿学针线,而是对自己身为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发出抱怨,感慨自己生为女性的痛苦。
这不得不提清初词人顾贞立,她是名词人顾贞观之姊,出生于明末世宦之家,是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人,受家庭影响,有强烈的抗清复明意识。随着抗清复明事业的失败,顾贞立的故国之思愈发强烈,家国之愁愈转愈深,遂将满腔的愤懑一泻为词。顾贞立的词作脱离了传统闺阁情怀的范畴,不仅关注自身的性别身份,还关注家国。作为闺阁女子,她的伤痛不限于一家之内,而是延展到整个国家,故词境扩大,格调提高。

最能体现她女性意识的两首《沁园春》非常值得分析:掠鬓梳鬟,弓鞋宰袖,不惯从来。但经营料理,茶铛茗盏,亲供洒扫,职分当该。还谢天公深有意,便生就粗疏丘壑才。从这首词中我们读到的是,词人并非今天我们口中的跨性别者,她并非心理认同为男性,而是对世俗对女性的仪容要求感到不满。
《满江红》里也有:堕马啼妆,学不就,闺中模样,疏慵惯,嚼花吹叶,粉抛脂漾。“堕马”指的是堕马髻,一种发髻式样,是将发髻置于一侧,呈现似堕非堕之状,是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据说是东汉权臣梁冀的妻子孙寿发明的。“啼妆”是一种妆式,流行于东汉。薄施脂粉于眼角下,视若啼哭之痕,展现女子的楚楚可怜之态。顾贞立不满于这种男尊女卑,她用不同方式重新雕刻自己。这其实是对女训闺范的一种蔑视。她去除自身的脂粉气,洗去女儿故态,是想为女性争得一份话语权,企图改变传统的性别秩序。

词人不满的是什么呢?繁复的发饰,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梳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为了迎合男性审美而存在。装着三寸金莲的小小绣花鞋和狭窄的袖子,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能力,这才是词人重点批判的。她接下来写道,尽管社会要求女性美丽优雅同时保持娴静的气质,但该做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少!料理家务,奉养公婆,都是你分内的事情,不要抱怨。这里的语气当然是反讽了,所以她认为自己做不来那一套,没法优雅地踩着花盆底做那么多的家务。
《栖香阁词》:啸傲生成,薄游身世,惨淡情怀。也曾经料理,绣牀花样,回文机杼,空里楼台。怕向针神称弟子,但通国闺娃受教来。今难再,看残丝賸线,意懒心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词人坚决拒绝接受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别规范。“怕向针神称弟子”,你们说针线活做得好的女人才是好女人是吧?我偏不学。但我一个人不学又有什么用呢?“通国闺娃受教来”,像我一样敢于反抗不合理的规条的女同胞毕竟是少数,势单力薄,所以才“看残丝剩线,意懒心灰”。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顾贞立这样不满自己性别身份的女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她们痛恨自己女性身份的原因在于性别身份限制了她们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不能上马杀敌下马做官,更重要的是,不能像男性一样为挽救国家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她们的性别牢骚的基础是家国之思和亡国之恨,而非对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反抗。
顾贞立的名作《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是这样写的:乡梦远,书迢递。人半载,辞家矣。叹吴头楚尾,倏然孤寄。江上空怜商女曲,闺中漫洒神州泪。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身为官员的那些男人们尚在纵情声色,倒是一个闺阁女子在忧国忧民。以此对比引出“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透露出词人巾帼不让须眉、并欲与须眉一争高下的心声。

17世纪到19世纪一直都有女性诗作对国家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反映了她们对于闺阁之外,传统意义上属于男性管辖范畴的事物的敏锐认知和深刻洞察,因此当我们追溯19世纪末如秋瑾、吕碧城这样的“新女性”的时候要回到女革命者的家国意识的根源。女性尽管不是公民,但仍然是一股不可使的政治力量,她们通过履行家庭责任影响社会。正是这一代女性对父权文化限制女性行动力的质疑和拒绝,孕育了20世纪初所谓的“新女性”。

作者简介
缪冬,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哲学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妇女文学和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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