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劳动关系

编者按:提起韩国,我们往往会想到以下几个词:泡菜、整容、韩星、化妆品和三星等等。近年来,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有消费就有生产,那么,韩国工人的劳动状况如何呢?本期推荐Joohee Lee2011年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上的“在碎片化与集中化中间:转型中的韩国产业关系”一文,文章通过对工会内部材料、谈判协议和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工会领导人与普通成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产业关系发展的脉络和现状、韩国工会情况以及劳动法变化过程,这对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劳工碎片化和产业关系结构集中化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韩国的劳动关系?韩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结构都呈现去中心化趋势,韩国却出现集中化的趋势!通俗点说就是:别人家的工人现在抗争都是小门小户独自战斗了,韩国工人不光自己战斗,还拉上同行的一起,在行业工会层面一起走上人生巅峰。你看,韩剧套路就是不一样。那韩国的产业关系到底是怎么进化到现在这种形态呢?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韩国主导的产业策略是利用廉价和充足的劳动力,当时那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工运动由于过于弱小和分散没有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20世纪80年代重工业和化工业被财团垄断,有技术的男性工人在这些部门增长迅速。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异几乎不存在,由于压迫性劳动政策的存在,这些大公司工人直到1980年代晚期都没有办法提高工资。

随着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韩国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新自由主义式的结构调整产生了一大批被严重分化和削弱的非正式工人。随着全球化发展,工会开始衰弱、密度下降(11%),并且大多数的非正式工人都没有被工会和集体谈判所保护。然而,经济危机也意味着改变的可能。碎片化的企业工会没法有效地保护劳工权益,于是工会领导开始在行业层面努力,并开始制度化的部门谈判,加上国家也需要劳工合作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导致韩国产业关系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集中化,最终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劳工碎片化和产业关系结构集中化的双重后果。

韩国工会概况

在韩国有两大国家层面的工会,FKTU(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韩国总工会)和KCTU(the Kore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全韩工会联合会)。

1961年军政府掌权之后,自上而下建立了15个全国范围的产业工会,统管于韩国总工会。从那时起,FKTU就在政府的直接掌控的KCIA(Kore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之下。FKTU也继承了1946年建立的右翼军事团体——NCKU(National Council of Korea Labor Unions)的反左翼意识形态。于是FKTU就成为了每一任独裁政府的支持者,逼迫地方工会遵循国家政策。FKTU缺乏独立的政治利益,没有代表工人的权益。但情况在1987工人大罢工之后有所改变,FKTU在那之后希望改变以往的形象,抛弃了过去反共产主义立场、批评政府在劳工事件上的不公平干预。

自1987六月-九月工人抗争后,劳工活动家开始尝试建立另一个代替亲资FKTU的全国性的组织,为修改或者废除反劳工法律提供政治基础,最终在1995年11月成立了韩国国家层面的组织KCTU(the Kore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全韩工会联合会),包括了非制造业工会联盟,两家财阀企业工会委员会和KTUC(the Korean Trade Union Congress),拒斥FKTU与资方合作的工会主义,想要追求更深刻的社会改革。然而,国家层面的工会影响依然很小。

目前,韩国发展出独特的双重谈判结构:企业工会与行业工会谈判。尽管建立了正式程序,实际的集中化集体谈判还是互相冲突的,行业层面的谈判遭到了雇主的持续抵抗。企业工会受到企业谈判的结构和实践的强烈影响,例如“企业意识”和财政自主,而产业工会对企业工会的影响很小。因此,韩国谈判结构的改变可以被描述为非组织化的集中化,而不是欧洲一些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组织化的去集中化趋势。欧洲的组织化的区集中化满足了谈判政党的灵活性和安全需求,而非组织化的集中化则创造了一个相反的局面:雇主抱怨谈判实践太死板,并且由于正式的结构和实际的实践之间有显著的差距,非正式的工人并没有在新的集体谈判的框架下得到适当的保护。

韩国劳动法变化与影响

前韩国独裁体制下产业关系的法律框架是专门设计用来阻止工人协调集体行动的。1963年修订的劳工法律禁止工会参与政治行动。

1980年代的全斗焕政权比他的前任在劳工政策上更加严格,国家和行业范围的集体谈判被正式取缔,所有第三方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干预都被禁止。此外,1980年的劳动法修改彻底导致了韩国集体谈判结构的去集中化,重新将产业工会组织为企业工会,导致多数的工会是在企业层面组织起来的,并且集体谈判也多在企业层面进行。

1987年韩国工人大罢工,韩国工人颠覆了以往对东亚沉默劳工的想象。那些经济关键部门的核心工人在1987年独裁体制开始破裂的时候,开始主张他们的长期失去的权利。在1987年大罢工中,发生了超过3000起的罢工事件,这是长期压制下的集中爆发而非精心策划地的政治行动,开启了新民主运动,这对韩国的法律和产业关系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经济自由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政府和雇主积极采取各种推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策略。1996年修改劳动标准法致力于消除经济核心部门管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的规章制度。

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大量的非正式工人出现,根据韩国临时工中心数据,2009年韩国有超过8.5 million非正式工人,占所有工人近52%,2010年10月非正式工人的月工资只有正式工人的46.8% ,非正式工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2007年固定期限和兼职工人保护法(简称:非正式保护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该项法律规定:临时工最长雇佣期限是2年,之后雇主被要求要将非正式工人转为正式工。但该法律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部分雇主通过伪正式雇佣合同的方式、采取外包或者2年期限一到就终止合同的方式来规避该法律。这项原本立足于保护非正式工人的法律却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得韩国工人更加分化,韩国劳动力市场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人之外还出现了半正式工人和短期合同工人。

2010年韩国修订了劳动法,允许一个工作场所内有多个工会的存在,进行集体谈判时,各工会推选出代表工会,或者组成工会联盟来进行谈判。如果成员不足10%的工会是没有资格进入工会联盟的,而代表非正式工人的工会的成员往往都不足10%。因此,这项劳动法的修订一定程度上是将非正式工人的谈判权益排除在外。

小结

文章关注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关系的深远变化。韩国新自由主义劳动关系已经产生了一大批非正式工人,加深了工会与其所代表的工人之间的差距。企业工会没法从劳工衰退中保护工人权益,通过在行业层面努力,开始进行制度化的部门谈判,并且由于国家需要劳工合作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使得韩国产业关系结构出现了非组织化的集中化趋势。虽然出现集中化趋势,但很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重要的决定大多还是在公司层面协商的,并且在双重劳动力市场下能够带来的改变非常有限。 另外,文章通过系统梳理韩国近几十年的法律变化,展现了法律对工会、非正式工人谈判权利和行业谈判的影响。韩国工会集中化趋势可能会继续,但是正式谈判结构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加剧。

文献来源:
Lee, J. (2011).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South Kor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9(4), 767-791.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人:朱艳婷。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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