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似家人,实非亲故:台湾外籍劳工的情感劳动和影像政治

经济全球化浪潮趋使下,外籍移工在全球劳动市场的能见度日益提升。外籍移工在跨越国界工作的同时,也受到种种边界的限制与隔离。台湾一如其他地区,设立法律条文确保外籍劳工只是付出劳动力换取金钱的过客,时间一到便如候鸟离开,引进地区需耗费宝贵的社会资源来照顾他们。除了法律上的边界之外,更有所谓「象征边界」有效禁止外籍移工深度参与本地社会、文化与政治活动。在「边界繁生」的境况下可见一个现象:当我们于日常生活或媒体再现中,与移工在身体上甚或情感上拉近距离时,法律与象征边界的力量亦可能同时涌现。


本文藉由分析纪录片《八东病房》,来探讨边界繁生的复杂意涵。该影片的拍摄出于对在台外籍移工的深刻关怀与认同,同时也在为家务劳工/看护工发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八东病房》为台湾国际劳工组织制作出品的纪录片,将外籍移工角色的亲密性根植于家庭喻象,导演善意地将移工比喻为家庭成员,以塑造其温和可亲的形象。透过移工在工作场域里与台湾人近身接触的经验来肯定他们,视觉亲密性因此转化为强化认同移工的重要来源。然而,家庭喻象的复杂性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判性检视,看似亲密的家人影像再现也必须被置入家务劳动/看护工作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近似家人,实非亲故」的情境中来深入探讨。本文将说明即便这些影像工作者试图将移工纳为「家庭的一份子」,这些善意的尝试同时可能卷入由政府的劳工引进机制所操控的复杂边界管理而与之难分难解。藉由审视这部影片,我们企致力于深究僱用移工与善待移工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厘清对外籍移工日常表现的肯定与国家管制他们所采取的限制性治理两者间的错结纠葛。《八东病房》透过写实的手法,呈现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外籍医疗看护工的日常工作情形。影片一开始即呈现辛苦艰难的工作环境:病房里住的大都是瘫痪、几乎无沟通能力的老人。Lisa帮任爷爷拍背抽痰, 对任爷爷轻声地说:「爷爷,我没有力气啦,你很重。」帮任爷爷翻身的镜头捕捉到爷爷穿着成人纸尿裤。越南籍的阿英帮魏爷爷翻身和擦拭身体,替他的手抹油按摩。来自菲律宾的看护工罗莉为周爷爷抽痰时,一边摸他的头,同时道出初次照顾瘫痪病人带来的焦虑:

我刚来到医院的时候,因为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我好紧张,每天都哭,有好多事情都不懂。特别是面对这样的病人,我真的好紧张,百分之两百的紧张我不希望我阿公出什么差错,所以我会很紧张,我希望他能好好地活着,可是我不是神,哈哈。


将影片置于社会脉络下来看,由于社会人口高龄化与官方福利制度的弱化,台湾加速引进移工,高度仰赖外籍劳动力。外籍家务工数量的稳定成长已属社会的必要趋势。在此,我们可借用傅科的生命政治概念来理解台湾劳工需求的情境。

傅科简要地将生命政治定义为「始于十八世纪的一种措施,试图理性化政府治理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抽象人口时所遭遇的问题,诸如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与种族等」。与传统由上而下的管控方式不同,傅科将生命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理解为透过管理普遍人口的生活来「或抚育生命或不予养育甚或致死」。数字、数据与对人口的分类等等是生命政治管理的核心。治国者的首要关怀是促进维生活动并降低疾病或老化等风险对人口造成的影响(2007)。生命政治治理近来发展成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学损益算计的理性逻辑中,并且将大部份的社会风险管理分派到个人层面。

个人要能使用市场机制提供的选择维持与发展自我;国家资助的社会福利机制缩水,转变成私人市场来经营维持生命机能。许多国家依赖移工来支撑国民家庭的运作并照顾家庭成员的健康与生活,当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或众多家庭无法照顾失能公民时,移工的劳动力便不可或缺。就此而言,移工的工作实为国家管理生命的重要工具。
在像台湾一样引进外籍劳动力的地区中,短期劳工承担大多已经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家务劳动,照顾小孩、老人、病患及残障者,维持一般家庭的正常运作,并让本地女性得以从家务工作中释出转入劳动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工必须工具化他们生理和心理的能力来服务他人。移工被用以「抚育」引进地区人民的生活,但引进地区的劳工法规却不鼓励他们发展独立于雇主利益之外的能力与情感。此一关于生命政治的批判性理解,使我们看出地区引进外籍家务/看护工作的吊诡,亦即「近似家人、实非亲故」的操作逻辑。


「近似家人」修辞的流传来自于全球性亲密照护工作的市场化。近年学界已有许多研究讨论加诸在移工身上的「近似家人」修辞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即使「近似家人」的修辞提供一个论述框架,用来协商家务劳动商品化与用钱购买亲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个修辞的框架与论述同时隐藏了雇主与劳工之间潜在的问题和紧张关系。事实上,「近似家人」可说是偏向满足聘僱一方需求的修辞,隐含将外籍移工的工作表现比照家庭成员牺牲奉献的标准来衡量。因此,「近似家人」实建立在不对等关系上,其中对孝亲关系的预设是单向且缺乏反馈的。为理解此单方面加诸于移工身上 的压力,我们提出「工具化生命」的分析语汇,这是国家对外籍家务劳工/看护工进行生命政治治理时不可或缺的面向,有助于诠释对移工情感劳动的要求。

《八东病房》是关注外籍移工议题的纯纪录片文本,影片由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委托拍摄,旨在探讨移工的权益。导演黄惠侦希望透过菲籍看护工Lisa如何和任爷爷建立「准孝亲」关系的故事,消除一般大众对外籍劳工的偏见。导演使用了写实纪录的手法直接将移工呈现在观众面前,此种拍摄方式尽可能降低了镜头和剪接介入造成的阻碍,以期角色在她们的故事中自然展演。我们将说明即使影片是从Lisa自然而然地对一个台湾雇主产生真诚的情感付出出发,作为台湾观众同情与理解移工的基础,然而,地区/雇主观点所设定的严苛要求仍粗暴地进入场景,将移工排除在家庭之外。在幽闭的病房中,外籍看护工得随传随到,并且几乎是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地重覆做抽痰、拍背、按摩手脚、换尿布和脏污的床被等等繁重的工作。影片中呈现的身体工作意图传达看护工的劳动状况。 不仅于此,这部影片不矫饰的风格进一步可能刺激观众思考,使观众跳脱工作环境观察移工非身体性劳动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情感劳动。就定义而言,情感劳动要求劳工在工作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投注或压抑自身的情感。在频繁面对疾病与死亡的环境下从事情感劳动,对劳工尤其是重大的挑战。这样的情感投注可能被劳动主体合理化为她们扮演的角色的一部份—想象自己是慈母或能减轻对自尊的负面评价与质疑。

(图片来源于原文)

因此,许多家务劳工宁愿付出额外的身体与情感劳动以换取尊敬与尊严。情感劳动也具有移情的心理治疗功用,让家务劳工把对自己家庭及家人的情感与责任感转移到她们照护的对象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被照护者的需求时,家务劳工与看护工并非善尽受雇者的职责即可,她们更同时被期待扮演众多的家庭角色,如母亲、女儿与妻子。


观看《八东病房》的移工影像,我们必须深究的关键便是雇主如何透过准孝亲关系来要求情感照护。我们可以说,在丧礼结束后拍摄家属合照的时刻,雇主与导演同时面临未经安排的测试,临场表达出自己对「近似家人」修辞意涵的理解。照相时尽管雇主马上想起要加入Lisa,导演还是选择收录第一张合照的版本—Lisa被忘在旁边,独自站着,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等其他所有人拍完家庭合照。导演基于真实纪录的精神,决定将第一组照片作为影片的结局,原因是「没有Lisa的那张照片比较真实,因为雇主没有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

(图片来源于原文)

此处,非介入式的剪接贴近现实:雇主与受雇者间宣称的孝亲关系随聘僱期结束而终结。合照后雇主才想起Lisa 的事件,具体演绎出生命政治对移工的隔离。Lisa在第一张照片中醒目的缺席深刻彰显出情感劳动内在逻辑的否定意涵:她实非亲故。

影片在瞻仰遗容与家庭合照两个场景中前后态度不一致,使人深思近似家人般的奉献背后存在许多矛盾与紧张。就某个意义来说,雇主对Lisa的尊敬来自认同她为这个家庭所做的一切:「你为我们真心付出,所以我们喜欢你。」因此,移工要得到认同,全心全力奉献是关键因素。但若将影片放在生命政治治理的脉络下,移工越是奉献,她也可能越被工具化,越符合雇主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将移工视若家人的亲密性使人陷入吊诡情境—正面肯定她们劳动的同时,也可能重新强化隔离她们的隐形象征边界。

小结

至此,我们藉由与台湾本地的影片工作者保持密切对话,以期能从一个引进国地区员的批判视角理解移工议题。显然,即使在具批判意图的影片里,外籍移工的再现通常仍被置于诉求亲密性的「家庭喻象」叙事框架内,而本文所分析的影片,则因运用孝亲论述的亲密性再现策略,展现出生命政治操作场域中层次不一的矛盾与可能性。透过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强调,透过家庭喻象中介的雇佣关系,无论诉诸何种亲密性,衍生认同之际并没有因此去除工具化的生命政治,甚至可能应和了工具化的要求,这便是吊诡矛盾之所在。「近似家人」的修辞并非意识形态的手段,而是被每个相关者(例如雇主与其家庭成员)切身且矛盾地经历着。透过对影像的多重阅读,我们尝试检视移工影片叙事中「近似家人,实非亲故」逻辑的内在矛盾性,解读影像叙事的断裂所隐含「符合」或「暴露」国家生命治理逻辑中各种不一的张力,期盼藉由重思家庭论述的文化政治,进而达成对此一喻象进行「揭祕」与「去自然化」的工作。

文献来源:
黄宗仪,李纪舍,「近似家人,实非亲故」 移工情感劳动与影像亲密性的文化政治.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11.6. P5-30.

※ 本文源自微信订阅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文献整理:朱启慧。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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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si,因为大家老拼错,所以可以简称我为“CC”。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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