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骚扰屡禁不止?师德建设可能不够

从去年到今年,北电阿廖沙事件、北航陈小武事件、西交杨宝德事件、武理工陶崇园事件持续发酵,吸引公众视线聚焦在高校权力不对等造成的种种乱象上。三月的徐钢事件和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校友李悠悠、徐芃、王敖举报长江学者沈阳涉嫌性侵一事,让人们不禁追问:为何高校内部的性骚扰和权力滥用屡禁不止?

昨天,沈阳任职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官网发布声明回应“沈阳事件”,建议沈阳从南大辞职。沈曾经任职的北大,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也有回应,二十年前(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于这一事件作出了事实认定,给出了调查结果,同年7月北大对沈阳作出了“记大过”的行政处分。两所学校的官方声明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师德师风建设”一词,然而性骚扰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正在于缺乏对高校教师的权力监管和对学生的支持系统。

除了开除涉事教师(或是建议ta辞职)和“加强师德建设”,高校还能做些什么?任何一所重视学生利益的高校,如果出于捍卫学校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的考虑,真心想杜绝性骚扰和权力滥用的现象,应该问自己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 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向谁求助?

当学生受到伤害时,能否找到适当的方式处理和消解自己的痛苦,能否向信任的师长、朋友、同学来诉说自己的痛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痛苦给人带来的伤害程度。

第二, 求助渠道是否公正、安全、保密、有效?

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学校如何保证求助的学生不被老师、领导或学校机构报复?

学生选择求助这个行为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要冒很大的风险,如何防止学生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而遭到相关教师报复,是学校应该思考的问题。对本科学生来说,任课教师拥有让学生挂科的权力,对研究生来说,导师不仅有权阻止你顺利毕业,甚至可能让你在整个行业臭名昭著待不下去。这使得很多合法权益受损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选择忍气吞声,这不是他们懦弱,而是学校没有好好尽到保护学生的义务。

当投诉达到上层以后,有些学校领导层以不发毕业证或学位证威胁,想要阻止事件继续在社会舆论中发酵,这个损失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无法承担的。在北电阿廖沙事件中,爆料者“北电侯亮平”是北电学生,一种流行的传言称,校方已经第一时间得知了他的身份。“北电侯亮平”只是个年轻的学生,毕竟人家以后还要从事这一行,被校方一阵威逼利诱之后,双方私下达成了协议,他不再发证据了,校方也力压老师们不去诬告他,这事被压下去了,这件事也迅速在公众事件中销声匿迹。

美国高校在防范校园性骚扰方面具有成熟机制和程序。目前97%的高校都有正式的反性骚扰规定,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90%的高校能就反映的性骚扰问题进行内部调查。对于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处理,美国许多高校都制定了内部申诉程序,分为非正式和正式两部分,前者采用由学校主导的弹性协商机制对纠纷进行调解;后者则借助正式制定的性骚扰行为的防范程序来解决纠纷,包括投诉、调查、记录、申诉、惩罚与补偿六个步骤。

第三, 求助渠道是否处在长期稳定且有效的运作中?

在高校内,学生相对于老师和其他职工,处于权力下位,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处理学生的投诉,应该有常设的机构专门负责(同时也应杜绝学生挟怨报复诬蔑教师的可能),而不应该寄希望于一个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教师或者行政人员。这次有王敖站出来揭发徐钢,那下次呢?下下次呢?

许多美国高校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预防和处置校园性骚扰行为的管控机制,设立了以维护校园安全为目标的防范性骚扰行为的专门机构,并且经常通过对外发布声明来表明学校反性骚扰行为的立场。以密歇根大学为例,该校建立了专门的性骚扰预防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提供校内预防性骚扰、性暴力、性侵犯的宣传;对遭受性骚扰的个体提供帮助;提供诸如“同龄人教育计划”等志愿者项目,帮助个体建立共同保护机制。

许多美国高校制定了处置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官方文件,不但强调学校内部反对性骚扰行为的立场,规定校园性骚扰行为的界定,还公布性骚扰事件的处理程序以及处理部门或人员的联系方式,并声明会对受害人提供司法或其他方面的帮助。大学新生在入校时,会收到防范性骚扰的宣传手册,同时还可在校内公布栏及网站上定期了解相应规定。

如果受害者不满学校的处理结果,可以向政府机构请求行政力量介入。美国教育部民权事务办公室就是专门负责监督教育领域性骚扰政策的执行以及负责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予以行政干预的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禁止任何人员与组织在接受美国教育部所提供的联邦财政援助的项目或活动中以任何理由进行歧视或伤害行为,同时也负责受理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受害方(或第三方)提出的行政救助请求。另外,该机构对于校园性骚扰的界定和解释会对法院处理性骚扰案件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申请行政机关介入外,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受害方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调查、起诉、初审、上诉和审判的司法程序来获得补偿。美国法院在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时会采用一些特殊的审判方式和原则。由于校园性骚扰行为一般被认定为侵权案件,因此校方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事故连带责任,不能将这种责任进行推脱。按照英美法的规定,连带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这就使得雇主不得主张已尽相关职责而不负责,即使雇主本身无任何过失,仍应对受雇人的行为负责。“雇主负责”的法理基础是“归责于上”,即受雇人在职务范围内的后果,直接归责于其雇主,雇主就其受雇人在职务范围内的一切侵权行为皆应负责。校园性骚扰案件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也不同于普通侵权案件。在审理普通侵权案件时,诉讼的发起方将承担举证责任。考虑到性骚扰行为的隐蔽性与瞬时性等特点,如果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审理,那么原告的胜诉将十分困难。为了补救举证缺陷,美国法院在对待性骚扰案件时通常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变更当事双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被告提供反证证明其侵权行为不成立。

第四, 学校能否提供优质、安全且免费的心理咨询类服务?

绝大部分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这是绝对正确且必要的。问题在于,这类服务多大程度上是本着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原则设立的,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是否具有专业的服务水平,学生的个人信息能否被妥善保密,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观念倾向于污名化性侵受害者,很多受害者内化了这种社会观念,应对这种创伤的第一反应也是认为“都是自己的错”,“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这样的事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时候ta们最需要的是能够用专业的能力和支持的态度帮助ta们从伤害中走出来的人,这样才不至于像二十年前的高岩那样无处可去,无路可退,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

第五,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进程、工作去向和人生抉择握有的大权如何得到监管?

对在校学生,尤其是长期和导师有密切联系长达数年之久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来说,"契约式"的师生关系才是出路。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下,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有些导师,并不关心学生未来的发展,而只是关心自己的职称,自己的荣誉,这更像"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对发表论文要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的“潜规则”,使博士生都表示不满。但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此外,博导的终身制也是一个问题。已经有高校(武汉大学)开始探索对博导终身制进行改革,希望博士生导师能够恢复本来面貌与职能。

美国的导师制比较注意学生的系统训练,导师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导师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研究生的学业和论文进行指导,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在许多学校,教授会配有行政助理,助理专门负责处理教授的私人事务(比如订票、报销,安排约见等)。在欧洲,博士生的工作时长有合同规定,导师无权强制你加班工作,尽管还是有学生会选择超时工作,但大多数都是自愿的。是否能毕业由论文委员会(Thesis Committee) 说了算,而不是导师一个人说的算。委员会由你的老师和另外几位成员(其中至少有一位校外委员)组成。当你和你的老师产生了冲突,可以向另外几位成员投诉以解决问题。在欧洲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硕士阶段会有2-3个实验室轮换(lab rotation)的阶段(每个rotation大概是2-3个月),一方面让导师在招你做博士前了解你,另一方面,你也能更好了解实验室氛围和导师性格、人品、工作方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建立允许学生中途更换导师的制度。允许研究生在和导师遇到不可调和矛盾时转换导师(当然需要双向选择)。很多较为严重的学生和导师的矛盾,是有可能通过转换导师化解的。

高岩,这位同学眼中公认的尖子生,因为二十年前的不幸和支持援助机制的缺乏,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和深爱她的父母,她在把痛苦、屈辱和羞耻关在门外的同时,也关上了门外的大片蓝天。面对高岩这样的人,说“还好我比她幸运”,“还好我没有遇到这样禽兽的老师”不仅没有用,而且凉薄。人权是博爱,是对社会无数个个体的尊重,在康德的"绝对律令"(只有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下,人们才会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抗争,因为他们知道“ta也可能是我”。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却未必真正懂,即使“ta也可能是我”这一天真的到来,用懦弱和侥幸安慰自己,这不可谓不是人性的悲哀。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高岩也可能是我!”

鲁迅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写道:“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愿每一个学生都拥有在阳光下学习、交友、恋爱而免受权力欺凌的自由。


本文作者缪冬 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读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妇女文学和性别研究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缪冬 。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

评论 (0)

评论加载中...

我要评论

NGOCN微信公众号(ID:ngocn05) 独立发声,使民间看到公益多种可能性。
ta的文章更多

猜你喜欢

公益组织使用支付宝、微信时,如何做帐?
随着互联网的小额募款迅猛发展,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在社会组织越来越常见,对社会组织来说,相关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