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书评:六十年代香港的马男波杰克

提到香港文学,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到金庸,这尊大神加上梁羽生、倪匡、亦舒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反而让香港文学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大众各自喜欢着自己的偶像,学院派往往觉得这里只能诞生夹杂着铜臭味的文字,不大关注。

实际上,香港文坛的名家名作远不止于此,比如不久前以九十九岁高龄仙逝的香港文学泰斗,刘以鬯(音同畅)。他的代表作《酒徒》,作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如果你想了解六十年代的香港,或喜欢现代主义作品,甚至想读一本五四作家的评论,都不妨翻开这部作品。

一、无香港,无《酒徒》

《酒徒》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可以这么说,刘以鬯早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就刻画了一位“马男波杰克”。马男是个过气明星,《酒徒》的主人公“我”则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作家。

“我”自大陆南来香港,文学创作处处碰壁,穷困潦倒,整日买醉,和几个风尘女子的异性缘倒是不错。也曾在朋友鼓励下办纯文学杂志,但一如所料,没有销路。迫于生计,“我”连黄色小说也得写,郁闷中,自杀未遂,继续浑浑噩噩活着。

乍一看,这部小说就是一些狂人呓语。如今回看,它的步子,迈得很大。

《酒徒》1963年问世,写作手法极具先锋性,大陆要到二十年后,才涌现先锋文学;文人在商业都市中的苦闷、无奈,大陆作家要到三十年后的90年代才开始面对;充斥整部小说的“丧”文化,今天在网络上大为盛行,而五十多年前,香港的马男就诞生了。

2014年开播的成人喜剧动画中的角色“马男波杰克”一度成为丧文化的标志人物

这不是巧合。彼时的香港,既自由又混乱,既繁荣又肮脏,快节奏的生活充满压力与诱惑,个体在物欲世界中迷失、被“异化”,是不是让你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一部好作品,往往是一个时代镌刻在历史中的注脚。《酒徒》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记录了一段都市中的知识分子悲歌。了解一下当时的香港文坛,你就会发现,《酒徒》只能诞生于香港,而香港有这部《酒徒》,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大幸事。

让我们先回到1949年前后,广大中国作家要在“北上”与“南下”之间进行抉择:有的从香港回到北京,如郑振铎、曹禺;有的最终从大陆来到香港,如徐訏、张爱玲等名家,也包括许多青年文人,比如还只是一枚出版社小编的刘以鬯。

这些后来成为香港文坛主力的青年,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与处境。

青年劉以鬯,来源:明报

首先,在创作环境上,香港虽然是左右翼阵营交锋的前线,毕竟“三不管”,写作者拥有当时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创作自由;作为五四新文学熏陶起的青年一代,他们享受着三十多年来的精神积淀与创作经验;同时,他们正站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交融的十字路口,传统的、现代的、世界的、民族的、左翼的、右翼的,无数思潮冲击着三观,也打开了视野;最“难得”也最“惨”的是,香港正经历着二战之后中国第一座商业大都市的诞生与崛起。

相比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当局仍然对“文化”有着深深的执念,香港作家被无情地抛在了灯红酒绿之中——书没有销量,就活不下去,纯文学又没人看,如果做不到什么流行写什么,比如不带点儿武侠或颜色,作家是个饿死率很高的职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作品。此时香港催生的杰作之一,正是刘以鬯的《酒徒》。

把《酒徒》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笔者以为,这部小说的重要价值可归纳为三点:对五四以来三十年新文学的总结、怀恋与继承;对流行于世界文坛的现代主义风格,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对商业浪潮下的文学市场化这一现状,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同时,提出“社会对作家的责任”。

二、一把打开五四新文学的钥匙

文学史上有个“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说法,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以上被看做现代文学的起点,到了1949年,大陆万象更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的新文学探索告一段落。

鲁迅写的中国第一本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万万没想到,对这三十年的回顾,最早的公允又全面的总结,藏在香港的一部小说里。

五六十年代的海峡两岸,都不可能做到,就说一点,一边不能谈胡适,一边不能谈鲁迅,还怎么谈?而刘以鬯在香港,借一个酒徒之口,滔滔不绝地评点起这三十多年的创作,目光如炬,发现了多颗“遗珠”。

譬如,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面貌时,主人公“我”这样讲到:
“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沈的《萧萧》、《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张爱玲的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她的短篇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不过,她有独特的Style——一种以章回小说文体与现代精神揉合在一起的Style。”

此时,沈从文、张爱玲远没有进入文学视野,一个在大陆研究古代服装史,一个在美国写剧本,到了八十年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译本风靡海内外学界,这两位作家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大家。而刘以鬯几乎与夏志清同时“发现”了沈从文、张爱玲。即便现在,我们谈起沈从文也总说《边城》,殊不知他的短篇小说里诸多杰作。

刘以鬯显然有借小说《酒徒》对五四现代文学的成绩与不足进行总结的雄心。他不左不右,让他的声音在当时有着难能可贵的公允。如小说中“我”对五四现代文学的成就是这样概括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也曾产生过像曹禺那样杰出的剧作家。他的《雷雨》、《日出》,应该被认作五四以来最大的收获。此外,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是一个杰作,可以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相提并论。长篇小说方面,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写得很不错,应该受到重视。……至于短篇小说,沈从文是最大的功臣。”

了解一下今天文学研究的成果,回望刘以鬯在六十年代的这些评论,不难发现他超前而敏锐的文学洞察力。

如果你对五四以后的那些名家名篇感兴趣,《酒徒》是一本很好的“五四新文学导读”,照着主人公的推荐去阅读鲁迅、曹禺、李劼人、张爱玲、沈从文、萧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实际上,从文本自身价值评论现代文学,捍卫文学的独立与尊严,打造一把阅读“钥匙”,正是刘以鬯创作《酒徒》的契机之一。他曾在访谈中提到:“写《酒徒》还有一个促动要素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看法,……50年代以后,台湾对新文学实行封锁,很多人不了解‘五四’新文学,我利用《酒徒》介绍、评价‘五四’新文学,表达我的看法。”(江少川《香港作家刘以鬯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酒徒》的基调偏消极悲观,可称一曲哀悼文学的挽歌。但刘以鬯并没有像书中的主人公那般沉沦下去。小说本身,就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延续与发展。《酒徒》的艺术风格,在承继中有着进一步可贵的探索。

三、现代主义风格本土化的探索

让我们先把目光从香港乃至中国移开,放眼世界文坛。进入20世纪,所有的小说家都面临这么一个尴尬的问题:小说被前辈们写了几百年,要讲的故事都讲完了,我该怎么办?

结果你会发现,好像作家们突然就不会好好说话了,意识流、复调、荒诞派、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艺术五花八门,就是不能明明白白讲故事。如果前辈们已经把路走完了,那就从无路可走中趟出一条路来。20世纪世界文坛的一件大事,就是四个字登堂入室——“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并不注重架设情节,而侧重心理分析,捕捉意识的流动,注意描摹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变化,从内容上,多表现当代社会下个体的迷失、孤独、被异化。

五四之后的一代代作家,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之笔到有意为之,也有着一批与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相近、却又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从鲁迅的创作,到后来“新感觉派”施蛰存、穆时英等,京派的废名、沈从文等,许多优秀作品都有现代主义的影子。

到了刘以鬯这里,他借鉴西方思潮的同时,也延续着这一本土创作传统,《酒徒》作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是一次蛮大胆的现代主义创作实验。

晚年刘以鬯,来源:HK01

在创作上,刘以鬯极力主张要描摹“内在真实”。《酒徒》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大量意识流描写,既包括“我”在文学上的许多看法,也有“我”在半醉半醒时混乱不堪的臆想与梦境。一会儿梦到中马票发财,一会儿梦到坐太空船神游天外,梦到过地球毁灭,梦到过每个人都没有灵魂的世界,光怪陆离,荒诞不经。

正如小说中对“写实”的阐释,这些文字并不写实,但却挖掘出现实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都市中挣扎的人类个体,向往自由而不得,为了生存忙碌奔波,日趋麻木,倍感孤独。刘以鬯的现代主义,仍然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本土传统——以现代主义手法表达现实人文关怀。

《酒徒》的文学手法是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的运用、内心独白的大量描写,但在主题思想上,回到了现实批判——在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底层百姓谋生艰难,都市青年在诱惑中常常走向堕落。呼吁拯救那些在都市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

《酒徒》的现代主义特色之一,是诗化笔法的运用。这也充分吸收了本土文学的营养。《酒徒》的语言充满美感,常用通感、譬喻、拟人等手法,词组搭配新奇富有创意,许多段落如诗一般,含意隽永。如一致称赞的小说开头: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

如诗的语言,缓缓描述出雨天的场景,细腻地暗示出主人公的萎靡不振,为整部小说奠定了情感基调。中国文学历来以诗歌见长,善于营造令人回味的悠远意境。刘以鬯将诗化语言与意识流技巧相结合,意蕴深长,而不失阅读上的美感。

三、“社会对作家的责任”

《酒徒》记录了一个文人的潦倒史,但绝不止于一味的怨愤。它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文学创作会萎靡到这样的境地?

在小说中,刘以鬯借主人公之口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一)作家生活不安定。(二)一般读者的欣赏水平不够高。(三)当局拿不出办法保障作家的权益。(四)奸商盗印的风气不减,使作家们不肯从事艰辛的工作。(五)有远见的出版家太少。(六)客观情势的缺乏鼓励性。(七)没有真正的书评家。(八)稿费与版税太低。”

如今的写手、作家、文化人,看到这八条,是不是要当即泪奔?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痛斥仍然振聋发聩。

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中国,我们往往强调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刘以鬯则大胆提出:“‘作家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是循环相生的,虽有密切关系,却不是同一个课题。当社会要求作家负起责任时,必先负起对作家的责任。”(刘以鬯《短绠集》)

这种声音在当时,也是很新鲜的,从五四新文学以来,我们习惯了作家们要以启蒙大众、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社会对作家的责任”,却长期没有受到重视。

起初,也用不着重视。掀起新文学浪潮的《新青年》等刊物,是没有稿费的,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以大学教授为主,他们收入很高,不需要稿费。当文学限于小部分高知分子的圈子里,作家的生存,并不是问题。

而当商品经济的浪潮袭来,文学市场化、作家职业化,对职业作家而言,社会的人文环境等问题,直接关系到作家能否生存,如果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那就奢谈文学成就、奢谈作家对社会的责任了。

刘以鬯在《酒徒》中指出,在商业社会中要想保证作家能持续创作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根本上要改进两个方面:

首先,要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最紧迫的,是杜绝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的风气,让公众普遍注重精神文化素养的提高。

其次,要严格打击盗版。这需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可惜的是,我们对知识产权历来缺乏尊重意识,这么多年来,盗版及免费享用艺术创作,仍然是作家、音乐人、电影人的一大死敌和心结。

刘以鬯不仅把这份忧虑和批判诉诸于文字,更积极行动起来,为开拓有利于文学创作的人文环境努力。1985年,刘以鬯创办《香港文学》并担任主编,实现了《酒徒》中办纯文学杂志的理想,在纯文学生存异常艰难的香港,刘以鬯一直坚持将这本杂志延续了下来,不但没有停刊,反而通过这个平台发现了一批杰出的青年文学家,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深远的贡献。

远去的,不只是《酒徒》

《酒徒》写作于五十年代末,出版于1963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神奇的“黄金年代”。看《酒徒》,你会觉得这座城市充满了肮脏与丑恶,纸醉金迷,物欲横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那又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飞速崛起的年代。在艺术创作上,许多杰作也喷薄而出。金庸继五十年代横空出世后,在六十年代开始连载《天龙八部》等日渐成熟的经典,邵氏电影公司的李翰祥、胡金铨等相继发力,把古装片、武侠片打造成了一张经久不衰的香港名片。今人追忆起那个年代,充满了致敬与向往。

6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据说,王家卫因《酒徒》而登门拜访偶像刘以鬯,刘以鬯赠以作品,王家卫读了《对倒》,并改编为《花样年华》,一部经典电影由此诞生。在《花样年华》中,能找到不少《对倒》乃至《酒徒》的痕迹。王家卫固然致敬的是刘以鬯,他怀恋的,更是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承前启后、意气风发的年代。刘以鬯在《酒徒》中疾呼,“必须要彻底的现代”!就在此时,传统完成了最后一次体面的转身。有着旧学底子与西方视野的金庸,写出了似古实新的“新武侠”,李翰祥、胡金铨则用古装角色讲述起今人的现代想象。此后,大陆、台湾、香港,都以或决绝激烈、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彻底告别了古旧的中国,步入新的时代。

再追忆起《酒徒》的年代,有一句老话,于今于彼都再准确不过,“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本文为NGOCN约稿,作者:皓宇,转载请联系邮箱editor@ngocn.net

评论 (0)

评论加载中...

我要评论

NGOCN微信公众号(ID:ngocn05) 独立发声,使民间看到公益多种可能性。
ta的文章更多

猜你喜欢

活动丨中法环境月:蓝天实验室DIY空气净化器工作坊4城招募
第五届中法环境月已于9月15日开幕,本次环境月主要围绕饮、食、呼吸的主题开展活动。环境月期间,中
二维码